第五章 净化仪式（第11/35页）

“她不是和我们父亲身后的名望相联系的理想的女人，”杰夫告诉我，“我们母亲才是。”马基则说：“那个一文不值的小婊子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杰夫又重复一遍。很难相信——面对两人如此炽烈的感情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竟然会是加利福尼亚那边的大学理科教授。你会以为他们在经营20世纪福克斯^[1]。

赫伯特·基布尔是个身材纤细、皮肤很黑的人，现在已经上了年纪，步履有点僵硬，虽然并没有显出由于病痛而佝偻或颠跛的样子，在他拘谨的举止以及不祥的宣判绞刑的法官似的嗓音里，透露出某种黑人布道士热切认真的风格。他只要说“我名叫赫伯特·基布尔”就足以臣服信众；他只要从矮墙后默默地凝视一下科尔曼的棺木，然后转身对着全体与会者，宣布他是谁，便可唤醒与朗诵赞美诗相联的感情领域。他严正淡泊得如同刀刃一般——倘若你一不小心便会引祸上身。总而言之，这人不论举止或相貌都令人过目难忘，可以想见当年科尔曼聘任他来打破雅典娜的肤色障碍肯定出自于和布朗其·瑞基雇用杰基·罗宾森组建第一支黑人篮球队相同的原因。在一开始就想象西尔克小子迫使赫伯特·基布尔服从他们的部署并非易事，除非以后你考虑到对一个个性中有着鲜明的虚荣心、不会拒绝委以主持圣礼重任的人来说，上演自我编导的戏剧则是颇有吸引力的。他很有派头地展示出仅次于上苍的权威。

“我名叫赫伯特·基布尔，”他开始说道，“我是政治学系主任。1996年我加入那些在科尔曼受到犯有种族主义过错的指控时不愿意为他辩护的人群——我，十六年前来到雅典娜时，正值科尔曼·西尔克被任命为院长；我，是西尔克院长的第一名学术任命者。太晚了，我站在你们面前，谴责我自己，因为我辜负了我的朋友和恩人。我会尽我所能——同样，太晚了——着手努力纠正冤案，悲哀的、卑鄙的冤案，雅典娜学院在他身上所犯下的。

“在所谓种族歧视事件中，我告诉科尔曼：‘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我是故意对他这么说的，虽然也许并非完全出于投机、野心或怯懦的心态，不过他很快就认定那些正是我的动机。当时我想如果我留在后台消解反对的势力会对他更为有利，倘若我公开与他联手，而且，由于我肯定会被授予那个类似万灵丹、愚昧无知武器的绰号‘汤姆大叔’的缘故，反而会使一切变得无计可施。我认为我可以作为发自那阵线内部——而不是外部——的理智的声音，那些人因受到科尔曼所谓的种族主义言辞的挑衅，为两名学生的失败，对他以及学院进行不公正的诋毁。我认为如果我表现得机灵些，耐心些，我可以使得激情降温，如果不能影响那些最极端的对手，至少可以影响我们当地非裔美国人社团中有思想的、稳健的成员及其白人同情者，后者的敌意从来都只是被动和短暂的。我认为，我能够及时地——而且，我希望，越快越好——让科尔曼和控告者之间开展对话，并发表一篇声明，确认导致冲突的误解的性质，因而将这场令人遗憾的事件以某种较为公正的结论收场。

“我错了。我绝对不应当对我的朋友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我应当说：‘我必须和你站在一起。’我应当反对他的敌人，但不是从内部以迂回曲折、隐晦误导的方式，而应该从外部，做出光明磊落、诚实的努力，以使他能从支持的话语中获得信心，而不是感到孤立以至于酝酿出毁灭性的自暴自弃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发展成为伤痛，导致他与他的同事反目，以及从学院退休，并进而导致自我毁灭性的孤立，后者，我相信——对我来说要相信这一点是十分可怕的——导致，并非过于间接地，诸如那天夜里他死在那辆车子里那样的悲剧性的、毫无价值的、毫无必要的死亡。我当时应当大声疾呼，正如我现在以雅典娜教员中资深非裔美国人成员当着他以前的同事、熟人职员的面要说的话，特别是，当着他的孩子们——杰夫和马基，来自加利福尼亚，以及马克和莉萨，来自纽约——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