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美国、罗马的美国、双面神林肯与恺撒主义的再起源（第10/17页）

《向世界申诉[244]》

的大部分内容是美国社会针对黑人的刑事犯罪、社会偏见和玩忽职守行为，包括153起谋杀案、344起其他案件和1945—1951年期间的其他弊端。他们将黑人居住区称为“犹太隔离区”（Ghetto），将黑人区高发的刑事案件和低下的经济待遇归咎于“政府各分支持续、有意和一致造成的结果”。这完全没有说服力，因为同样的逻辑肯定能证明“政府各分支持续、有意和一致造成”华人社区恶劣的体育成绩和爱尔兰社区严重的酗酒记录。请愿书所谓“可怕的不义”就是：“惨无人道的黑人‘犹太隔离区’，南部的棉花地，种族斗殴的大量死亡录，人为扭曲造成的早夭、贫困和疾病。”如果他们认为这些社会弊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就很难避免以下的推论：伦敦贫民窟、苏格兰高地牧羊人和低地佃户、莫斯科的高加索社区全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任何政府除非享有侵犯私有财产的武断权力，根本不可能保障社会意义而非权利意义上的平等。协进会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表现出移居苏联的愿望，他们的修辞只能视为扩大影响的政治策略。

这种策略的目的无疑是利用反纳粹战争的剩余资源，在法律上却是纯粹的胡说八道。美国政府从未像纳粹政府对待犹太人那样强迫黑人集中居住。居住区源于黑人的贫困和白人邻居的社会性偏见，当时和以前的政府对这两者都没有干涉的权力。从宪法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中央政府扩大干预社会的力度，更加明确地指向有利于黑人的肯定性行动，而非仅仅维护没有特定对象的一般性法律规范。（Civil Rights Congress, supra note 209, at 58-187）由此即可看出：黑人权利运动和美国宪法原则的张力其来已久，绝不像图解化的“白人压迫黑人、黑人争取平等”那么简单。虽然南北战争前后的黑人问题主要是法律歧视问题，但新政以后的民权运动大体上已经转化为社会歧视问题。民权（Civil Right）一开始就是设计巧妙的宣传术语，将特殊群体的权力诉求包装为普遍性权利诉求，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统战作用。权利本身就蕴涵着正当性的概念，而权力并非如此。

苏美竞争给亚非拉国家的舆论增加了额外的分量。在孤立主义时代，美国对此没有多少关注。这些国家拥有世界大部分人口，自己是有色人种或混血人种，没有新教、普通法和个人主义的历史背景，没有产生和维持复合共和政体的能力和经验。他们很难理解：种族歧视不是东方人熟悉的那种征服者对臣民的暴政，而是个人自由与机会平等、国家利益与地方自治、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寻找平衡点过程中的额外成本。只有珍视自由传统的共同体才会出现这种问题，承担这种代价。在统治者随时可以用一纸行政命令产生平等或消灭平等的地方，国民和知识分子都很难理解平衡多种正当权利的复杂性和难度。他们只能看到现象和结果，将黑人在美国的弱势地位和自己在世界的弱势地位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很容易充当苏联宣传的回声。美国外交官自然会发现：重新塑造美国民主的道德形象，已经变成了冷战外交的关键问题。美国宪制不再仅仅属于美国人，已经开始享有罗马法对罗马世界的权威和责任。反过来，罗马的传统同样难逃海外世界的侵蚀。

1951年，美国新闻处编撰了宣传小册子《美国生活中的黑人》（杰·多德）。该书的构想不是掩饰种族歧视的过去和现状，而是强调黑人地位的不断改善。此书将“国民和解、清算历史”解释成民主制度的重大优越性，是极权主义政体绝对做不到的。这种宣传的档次确实明显高于僵硬的苏联宣传，但仍是迎合读者而非热爱真理的产物。苏联人倾向于歇斯底里的攻击和胡搅蛮缠的否认，用“帝国主义造谣”做万能挡箭牌，以嫉妒、猜疑和误解为养料，经常使读者仇恨西方，却很少使读者喜欢苏联。美国外事人员大多是粉红色知识分子，来自产生谢伟思（John S.Service）和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的同一个精神苗圃，自身就是本国更保守势力的猜忌对象。他们描绘的美国民主部分反映了新政左派的希望与理想，部分迎合了第三世界西化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读者的进步速成心理，并不能阐明美国宪法体制和种族问题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这些材料体现了某种费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不强调个人主义和新教信仰，反而鼓吹物质财富和社会进步。这不是美国的真正精神，而是美国的统战策略。这部小册子无意中泄露，美国政府扶助弱势群体的福利标准已经明显优于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精英阶级的生活水准，由此产生的效果大大超过了刻意宣传的民主和公正形象。落后国家的精英往往在这种宣传的影响下，倾向于模仿浅层次的社会政策，无视美国精神和美国宪制的传统和根源。由此造成的许多失败最终又变成了不利于美国的宣传材料，但这种后果在冷战初期还来不及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