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美国、罗马的美国、双面神林肯与恺撒主义的再起源（第9/17页）

制度（system）是一个涵义宽泛的词，同时包括了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的内容。两者之间存在广泛而模糊的重叠区域。前者可以通过立法废除，或者本身就是违宪的。后者乃是自由社会的必要之恶，社会偏见的自然体现。不同族裔即使仅仅存在风俗和偏好的差异，早晚也会形成社会地位不等的团体。国会制定移风易俗的法律，无异于将罗马教皇和宗教裁判所的权力授予自身。联邦政府越过自治社区实施社会工程，无异于在和平时期行使战争权力。依据19世纪的宪法解释，联邦政府在冷战时期行使的许多权力都是违宪的。在废除强制种族隔离和实施强制种族平等之间，边界模糊，解释混乱，很容易从一种错误跳跃到另一种错误。强制穆斯林女性揭去面纱、强制满族人剪去辫子，到底是维护平等，还是侵犯自由？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场。废除种族隔离（Desegregation）也是这样的问题。

冷战给美国公众带来了新的立场，一种正邪不两立的十字军世界观。“自由和暴政的斗争构成当今世界的背景，种族歧视的问题必须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审视。”（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243]］）维护自由世界的斗争需要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理论解释的纠葛必须让位于现实政治的亟需。麦卡锡主义清洗共产主义渗透和打击种族隔离制度，同样都是保卫自由的非常措施（Necessary），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矛盾。杜鲁门总统解释说：“自由世界必须保存和加强其道德资源，正如其物质资源……如果我们想要唤醒全世界人民，他们的自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我们想要恢复某些国度人民的希望，他们的自由已经丧失；如果我们想要完成美国的应许，期盼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就必须纠正美国民主实践当中仍然存在的不完美之处。我们知道方法。我们只欠决心。”（Truman,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合众国根据自己的形象，成立了联合国，体现了威尔逊主义的核心概念：“山巅之城”理应是世界的楷模。然而，种族歧视问题玷污了美国的道德形象。苏联在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伪善性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开发这个富矿。对于浸透了清教精神的冷战斗士而言，这不是小事。在威尔逊和国联成立的时代，关于邮政的地方性问题远比欧洲和平和世界秩序分量更重。在麦卡锡和冷战的时代，相对于其他所有列强，美国地方性政治相对于国际政治的分量仍然是最重的，但已经不如30年前分量重。我们如果将民权运动的术语翻译成党派政治的术语，就会产生以下的译文：在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天平上，州权党人的威胁和南部参议员的政治资源并不总能压倒冷战政治的重量。向海外推销民主价值的美国外交官才是国内民权运动的最佳盟友，民权运动和反共斗争都是冷战布局的一部分。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个前提，就会过高估计民权运动本身的政治分量。

美国国务院对苏联的宣传战略非常敏感，恰好发挥了放大种族问题的作用。苏联报刊经常收集美国左翼媒体和地方小报涉及种族歧视的零星报道，教育本国人民，鼓动亚非拉有色人种。这些报道在美国的读者不多、分量不大，但一旦经过苏美两国宣传和外事部门的辑录、整合和分析，就能以小搏大，引起美国最高层的重视。虽然民权活动家目标不同，但也并不是不精通这种技术。有色人种国民协进会（NAACP）向联合国请愿，主要目的在于引起联邦政府的尴尬和不安，借助联邦行政当局向司法系统和地方政府施加影响。（Civil Rights Congress, supra note 209, at vii, xivxvi;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51, at 13, col. 3）自南北战争以来，后两者一直是黑人权力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