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美国、罗马的美国、双面神林肯与恺撒主义的再起源（第12/17页）

这是赤裸裸的现实政治。杜鲁门的胜利就是民权运动的胜利，华莱士至多只是抗议的姿态。协进会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更关心通过交易分享果实。他们知道：冷战构建了战后民权运动的基本格局，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方向。根据沃勒斯坦的概念，他们已经变成了既成体制的一部分。民主体制的内部斗争是一回事，保卫民主和颠覆民主的善恶二元斗争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协进会掌握不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原则性区别，民权运动的大好机会就会转瞬即逝。他们并不希望自己落到老朋友杜波伊斯的下场，后半辈子仅仅依靠《工人日报》寥寥无几的读者支持。杜波伊斯日益陷入孤独和愤怒当中，一再公开赞美苏联，合乎逻辑地主张：在美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内，种族社会平等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如果苏联欢迎他移民，就会使他丧失统战价值；如果在舆论上支持他，就会使他更加孤立。怀特却一再接受国务院的委托，在全世界各地旅行，实际上充当了“美国进步论”的活动广告。他所到之处，无不像马克斯·耶根一样告诫听众：民主有自我改善的无限潜力，苏联的甜言蜜语只是包藏祸心的特洛伊木马。

在整个二战和大部分冷战期间，外因压倒了内因。1946年，国务卿艾奇逊致信公平就业委员会，详细解释外交政策和种族歧视的关系。美国歧视少数群体的报道毒化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散播了猜忌和憎恶的气氛。他建议公私并举，有效地消除歧视。后来，民权委员会将这封信放进了自己的报告。他们继续用威尔逊主义的语言论证积极推进民权运动的必要性。“我国外交政策意在广泛和积极地影响全世界的进步。甚至我国和外国的极端政治分歧都不能妨碍这个目标，国内的民权缺陷却构成了严重的障碍……我们不能逃避事实，国内民权的缺失已经造成了世界性政治后果……我们不能忽视世界对我国或我国民权记录的看法，否则民主的胜利并非不可避免。”（ President’s Committee）国际关系塑造国内宪制，是旧大陆的正常状态，在美国人看来却是不无遗憾的新现象。

在杜鲁门政府的期待下，最高法院重新解释宪法的时机日益成熟。在“谢利对克莱默案”（Shelley v. Kraemer）中，法院根据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宣布种族限制性契约违宪，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这将使种族平等构成美国民主原则的一部分，杜国际舆论悠悠之口，在文化冷战中争取有利地位。司法部为了支持重新释宪，引用国务院的观点：美国由于国内的种族歧视，在对外关系上处境尴尬。种族平等本质上属于集体主义概念，与个人主义的独立和平等相差甚大；但在反共统一战线的意识形态笼罩之下，这些次要分歧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种族歧视威胁到美国担任自由世界领袖的资格，这才是美国精英阶级的首要关注点。20世纪50年代初，国会（包括民主党在两院的领袖）对杜鲁门政府的态度不如法院友好；但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威廉·本顿仍然支持公平就业法案，因为理顺种族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这个理由在当时非常必要，因为“公平就业”的真正含义就是限制契约自由、侵犯财产权，两者都是盎格鲁传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只有存亡攸关的重大理由才能说服美国人改变主意。早在17世纪，奥兰治亲王就坚持说：业主有权根据自己的偏见选择仆人和代理人，国会不应立法干预。业主的歧视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天然权利，因为被歧视者对自己的产业同样可以当家做主。汉普登议员、长期国会和法兰西立法议会的财产权理论跟他相同，新政自由主义的社会和谐观明显更接近劳德大主教的社群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