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消费国石油机制（1974—1981年）（第9/12页）

这样，尽管政治活动的模式不同，国际能源机构在三个重要领域的活动——紧急共享体系，需求控制，储备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国际能源机构均提出了规则取向的解决方案。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国际能源机构预先制定好规则，并于1979年匆匆忙忙地拼凑在一起，以期通过制定进口指标达到限制需求的目的。只有在储备问题上，那些受规则束缚的提议总是遭到拒绝。但三个领域的最终结果的确颇为相似：即这些规则从未能得到严格的实施。当这些规则被采用时，它们要么缺乏活力，要么对各国政府起不到严格的限制作用。秘书处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象征性地应用规则，实现非正式的协调，而不是强行实施这些规则。

1980年9月，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发生敌对冲突。到10月底，两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战前两国每天出口400万桶原油，到12月原油出口中断，造成该年第四季度非共产主义国家每天的原油产量减少了240万桶。1979年第一季度的原油减产曾使油价飞涨，但此次造成的减产比1979年还要严重。然而，尽管在1980年秋，现货市场原油价格急剧上涨，从战前的每桶31美元上涨到12月上旬的每桶40美元，但到年底又降到每桶35.50美元，然后继续一路下跌。到1981年7月，原油价格仅比战前高出5个百分点，而且这一价格水平继续保持了下去（Badger and Belgrave, 1982, pp.118—125）。

1979年和1980年的情况显著不同，对此应当如何解释呢？1980年市场的相对平稳，部分是由当时的市场情况所决定的。较高的储备、需求普遍疲软以及沙特同意增加产量三个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1980年国际能源机构也发挥了作用，它从几个方面帮助避免了一场由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引发的灾难。

本书的读者可以预见到国际能源机构进行危机管理的方式：加强政府和公司间的合作，并通过提供可靠的信息降低了不确定性。在1978年和1979年的前半年，由于国际能源机构的报告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普遍存在。但到了1980年，“大量的学习过程已经完成，官员们对情况已有所了解；国际能源机构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机制得到了检验和改进；石油界也逐渐习惯了无法预知的供应形式”（Badger and Belgrave, 1982, pp.130）。不但如此，政治领袖们也意识到尽管他们的国家非常富有，但价格问题仍然不可等闲视之：“即使是德国政府中自由市场主义的信徒也担心价格继续上涨所带来的后果，这是1979年经济危机中最严重的问题，为此他们准备冒政治风险以避免类似的价格上涨。”（Badger and Belgrave, 1982, pp.136）

国际能源机构在两伊战争前所作的计划中，有关石油储备的咨询最为重要。尽管管理委员会关于储备政策的决议非常模糊，但早先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使其更易于对这场新危机迅速作出反应。或许可以说，没有采取严格的规则，对于秘书处进行灵活的谈判而言反倒成了一种优势。不管怎样，1980年10月，各成员国对一系列行动达成了一致意见。它们规劝国有和私人市场参与者们不要在现货市场进行“非正常购买”；它们同石油公司协商鼓励其减少储备；并通过内部协商，以确保这些措施公正和持续地进行下去。特别是它们同意“使用政治影响力”以说服市场参与者听从国际能源机构的意见。这次依旧没有制定具体的规则，所强调的仍然是由秘书处和各国政府进行非正式的说服工作。

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国际能源机构监视着局势并且沿着两条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的路线采取行动。其一是同公司进行磋商，并再次作出公开声明。同时，为了解决某个国家或公司的供应问题，国际能源机构也作了广泛的努力，这类问题总是围绕着价格展开。秘书处总是试图避免制定严格的价格规则，而不遗余力地强调非正式谈判和自主裁决的重要性。按照秘书处的看法，制定严格的价格规则将会破坏石油公司同国际能源机构的主动合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