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第13/31页）

那一次，宴会大厅的大部分空间都是昏暗的，两位先生正肩并肩地坐在餐桌的中间位置，那是因为餐桌太宽大而不宜让他俩面对面地坐着由几枝蜡烛交错投下的昏暗光线在桌面上摇曳着，桌子对面的壁炉膛内熊熊的火焰劈劈啪啪地响个不停。我决定尽可能地不露面，就站在阴影处，比我平时应该站的位置离餐桌更远一些。当然 ，在每一次我走向明亮处去伺候两位绅士时，我所采用的策略就明显暴露出不利的一面，在我走到餐桌之前，我前进的脚步声就会引起长时间而且嘈杂的回音来，这自然会让人注意到我正以十分卖弄的方式朝着他们走过去。而采用这种方式的确有着极大的好处，那就是在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时，用餐者也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我。我像那样站在阴影中，离坐在几排空空如也的椅子中间的两位绅士有相当远的距离，正在这个时候，我听到达林顿勋爵谈论起布雷曼先生来，他的声音像往常那样稳健和温和、强烈地回荡在那几面高大的墙壁之间。

“他是我的仇敌，”勋爵阁下说道，“但他的行为举止总是像位绅士。在长达六个月的相互炮击期间我们彼此仍能体面地进行谈判。他曾是位尽心尽责的绅士，而我对他也不曾有任何恶意。我曾对他讲：‘你注意点，我们现在是敌对关系，我会竭尽全力与你战斗到底。但是一旦这不幸的事件结束，我们将注定不再是敌人了，而且我们将会一起痛饮一杯。’而最不幸的是，这个条约正使我成为一个说谎者。我的意思是说，我曾告诉过他，一旦事情完全结束，我们将不再是敌人。但是现在我如何才能面对面地对他说这些被证实是真的呢？”

在那个夜晚之后不久，勋爵阁下曾摇着头，同时相当严肃地说过：“我参加那场战争其目的是维护这个世界的正义。就我个人的理解，我并没有参与到反对德国民族的仇杀中去。”

今天，当听人不断在谈论勋爵阁下，听到有关他的动机的种种愚蠢的推测时，我就非常乐意回忆起那个时刻，其间他在那几乎空荡荡的宴会大厅里所说出的肺腑之言。在勋爵阁下以后的岁月中，无论出现过什么样的复杂变迁，就我来说都丝毫不会怀疑，渴求看见“这个世界的正义”就是他所有言行的核心本质所在。

在那天夜晚之后不久，有噩耗传来说布雷曼先生在汉堡至柏林的一列火车上用枪自杀了。勋爵阁下自然感到极度的悲伤，而且立即计划对布雷曼夫人给予资助和表示哀悼。然而，经过几天的努力其间我自己亦竭尽全力给予协助，勋爵阁下仍无法找到布雷曼先生家人的任何行踪。看来，布雷曼先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是无家可归，家庭也已破散。

我今天仍深信不疑，即使当时没有这极为悲惨的消息，达林顿勋爵也必定会开始他所从事的事业；在他天性中是那么根深蒂固地埋藏着一种渴望，那就是要看见世间一切非正义和悲惨现象的彻底根除，这使他从不曾有违于此。事实也正是如此，紧接着布雷曼先生死后的那几个星期里，勋爵阁下便开始奉献出愈来愈多的时间去考虑德国所发生的危机。许多有权势的和知名的先生们成了这府邸的常客我记得，其中包括如丹尼尔斯勋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先生、知名作家，威尔斯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由于他们的名字“不能公开”，因而在此我便不应该一一列出他们和勋爵阁下常常连续好几个小时闭门讨论。

实际情况是，有一些来访者是绝对“不能公开的”，因此我接到指示要确保不让职员们了解到他们的真实身份，甚至在某些场合，连瞥他们一眼也是不允许的。但无论如何我可以自豪和感激地这样说达林顿勋爵从不禁止让我本人耳闻目睹所有的事情；我尚能记得，在许多场合下，有的要员在一句话还未说完就会朝我投来警惕的目光，而在这时勋爵阁下就会说：“啊，没关系的。在史蒂文斯面前，你尽可放心地说任何事情，我可以向你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