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第12/31页）

然而，我感到我应该暂时再谈一下我父亲的事情；因为我此刻深深感到，我早就应该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即我对父亲能力减退的处理态度是十分直率的。事实上，当时我几乎毫无选择余地，而惟有按我已采取的方式去处理那件事一旦我把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解释清楚，我肯定你将会认可我的所作所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即将在达林顿府召开的那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日渐临近，处理任何事情已容不得放任纵容或是“旁敲侧击”。此外，还必须提醒的是，尽管达林顿府在那之后的大约十五年中确实曾目睹了许许多多同样重要的事件，然而，年，月所召开的会议毕竟还是第一次；可以想像，相对而言大家都无经验可言，而又不能倾向于听任命运。说实话，我今天常常回顾那次国际会议，出于多种原因，我将此视为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首先，我认为，我的确能把那次会议视为我职业生涯中的契机，因为那时我正好达到任男管家职务的年龄。当然，这不等于说我认为我那时就必定已成为一位“杰出的”男管家了；无论怎样说，要作出这类的判断就我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倘若真有人确实想断定在我职业生涯中我至少已具备了一点有关“尊严”的重要素质，那么，这样的人可能希望被引导并了解1923年3月召开的那次会议，由于它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在此阶段中我第一次证实我也许具有一定的那种重要的素质所需的能力。那次会议属于那类重大事件之一，若它们降临在某人发展过程的关键阶段，则将会超越并拓展他的能力极限，不仅如此，在此之后他就具有了审视自己的新标准。很显然，出于其他一些不同的原因，那次会议也确实令人难忘，这也正是我现在想要阐述的。

1923年召开的那次会议是由达林顿勋爵长期策划出的最佳之作；回顾往事，就能清楚地发现，勋爵阁下从大约三年前起就曾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据我的回忆，在大战结束签定了和平条约那会儿，勋爵阁下最初对此条约并不是那么全神贯注，而且我认为实事求是的说，他对此所激发的兴趣并不是出于对此条约所进行的分析，而是出于他与卡尔一海因茨布雷曼先生的友情。布雷曼先生第一次访问达林顿府是在战后不久，那时他仍旧身着军官服装，在任何旁观者看来，他显然与达林顿勋爵交情甚笃。这对我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任何人一眼就可看出布雷曼先生是一位极为体面的绅士。从德国军队退役之后，他在以后的两年中每隔一定时间就会来到达林顿府，而在他频繁的来访中，每一次大家都不能不警觉地注意到他的情况每况愈下。他的衣着变得愈来愈不整洁，身体也愈来愈单薄；他的双眼好像在追寻着什么东西，并且在他最后几次的来访期间，他都会长时间茫然地凝视着天空，而忘却了勋爵阁下就在他眼前，有时甚而在勋爵对他谈话时他也毫不在意。我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布雷曼先生当时正遭受某种重病的折磨，然而由于勋爵阁下那时所作的可靠解释，才使我确信情况并非如此。

那肯定是在接近1920年年底时，达林顿勋爵第一次去了柏林，之后他又去了许多次，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次访问曾对他产生过非常巨大的影响。在他返回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就一直显得心情沉重，而且我至今仍不可忘怀，当我询问他曾如何享受其旅行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史蒂文斯，令人不得安宁。太让人不得安宁了。以那种方式对待被战败的敌人太让我们丧失名誉了。这完全违背了这个国家的传统。”

然而，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件往事，至今它依然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今天，那昔日的宴会厅里不再摆有餐桌，那宽敞的大厅，其天花板既高大又辉煌，如今正好被法拉戴先生在某种程度上用作美术陈列室。而在勋爵阁下当家作主的日子里，那个宴会大厅主要被一张长长大大的餐桌所占据，它定期用来招待三十（或更多）位宾客用餐；实际上，那宴会大厅是那么的宽敞，一旦需要，除了已摆好的那张大餐桌而外，还可以再加上几张桌子供差不多五十位客人就座。在正常情况下，达林顿勋爵当然会在呈现出更为亲切氛围的餐厅中用餐，如今法拉戴先生亦是如此，该餐厅是接待十二位客人的理想之处。然而我现在回忆起来，在那个特别的冬天的夜晚，出于某种原因餐厅没被派上用场，达林顿勋爵只和惟一的一位客人我想那人是理查德福克斯先生，他是勋爵阁下在外交部工作期间的一位同事，在那宽阔的宴会大厅用餐。人们毫无疑问都会认可，伺候用餐中最艰辛的境况莫过于在这种环境中仅有两位用餐者在场。我自己就尤其倾向只伺候一位用餐者，即令他完全是位陌生人。而正是仅有两位用餐者在场时，哪怕其中一位是自己的主人，你常常都会发现最大的难题就是既要做到全心全意殷勤伺候又要造成你不在场的错觉，而这正是优质服务的本质所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摆脱不受到这样的猜疑：由于你在场，用餐者之间的交谈就会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