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第14/31页）

在布雷曼先生死后的大约两年间，勋爵阁下与在那段时间里已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的戴维卡迪纳尔爵士一起，成功地聚集了一大批重要人物，结成了广泛的联盟，他们的共同信念是绝不应该允许德国的形势再持续下去了。他们之中不仅有英国人、德国人、而且还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瑞士人；他们都是些高级外交官和政治家、著名的牧师、退役的军方人士、作家和思想家。有些先生与勋爵阁下本人一样，十分强烈地认为在凡尔赛不曾有过公平，而且继续为一场现在已结束的战争去惩罚一个民族是极不道德的。而其他人很显然对德国或者该国民众并不那么特别关心，但是他们所持的看法是，如果不立即制止该国经济的混乱局面，那这种局面就可能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蔓延到整个世界去。

到年年初，勋爵阁下胸中怀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一直努力工作着。这一目标便是将那些最具有影响力的先生们召集到达林顿府来，勋爵阁下已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就在这府内召开一次“非官方性质的”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商议出能使凡尔赛条约中最苛刻的条件重新修订的方案。这是值得花费精力的事，因为任何一次类似的会议都将必然具有足够的分量，以至于对“官方性质的”国际会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这种“官方性质的”会议已经召开过几次，其确切宗旨就是对该条约进行复审，但是那几次会议的成功之处仅仅是造成混乱和苦难。我们当时的首相劳埃乔治先生曾呼吁在1922年的春天在意大利再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并且勋爵阁下最初的目标是在达林顿府组织一次聚会，目的于确保对这一事件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尽管他和戴维爵士曾是那么艰辛地工作，然而遗憾的是，结果表明原定聚会的最后期限确实太紧迫了；随后，乔治先生所召开的会议也再次以没有结果而告终，有鉴于此，勋爵阁下便将其目标对准了计划来年在瑞士召开的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

我仍能记忆犹新，大约在那段期间的一个早晨，我给在早餐室里的达林顿勋爵端去咖啡时，他将手中的《泰晤士报》叠了起来，以几分厌恶的口气对我说：“法国人。真的，史蒂文斯，我是说，法国人。”

“是的，老爷。”“而且你想想看，整个世界都肯定认为我们与他们手挽着手般亲密无间。人们常希望在回忆中好好地清洗一下头脑。”“是的，老爷。”“史蒂文斯，上一次我在柏林时，我父亲的老朋友奥弗拉思男爵找到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对我们这样做？你们难道看不出我们已无法像这样继续下去了吗？’我当时非常想对他说，这是因为那些讨厌的法国人。我曾想要说的是，这不是英国人的风格。但是我认为人是不能这样做的。绝不应该诋毁我们亲密的盟友。”

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就有关豁免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的严厉惩罚一事，法国方面是最不妥协的。于是，这就更为迫切地需要至少要邀请一位法国要员出席在达林顿府举行的聚会，此人必须对其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毫不含糊的影响力。实际上，我曾多次听到勋爵阁下阐述过这种观点，若无如此的人物与会，那任何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都将无异于是不负责任的。据此，勋爵阁下和戴维爵士便着手解决他们准备工作中这最至关重要的环节。亲眼目睹他们毫不动摇的正视屡屡出现的挫折，便会让人产生自惭形秽的感受；无数的信函和电报被发送出去，而且勋爵阁下本人仅在两个月之内就曾单独去了巴黎三次，最终，他才征得一位特别有名望的法国人的承诺我只能将他称为杜邦先生来出席那次聚会，而且原则上必须非常严格地“不得公开其身份”，这才最终使那次会议的日期被确定了下来。那也就是令人难忘的 19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