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3/26页）

在“区”里，潜行者说他也许想和妻子女儿一起搬来这里；现在，他告诉妻子，他甚至不会再去那儿了。跟自己过不去。或者，也许这世界不可忍受的恐怖与先前的期待和“区”的庇护相比，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忍受了。她说她愿意跟他去那里。*毕竟，她提醒他，还有很多事可祈愿。比如呢？比如她的丈夫不是个潜行者。他不会对那可恶的“区”这么着迷，他不用再穿着肮脏的毛衣睡觉……还有一种可能，她已经意识到，比他一找到机会就溜去“区”相比，更糟的是他人在这儿，却事事妨碍，整日在屋里徘徊。但是不行，她不能去那儿。因为她是个女人？不是。因为如果她去了，最后却没有起效，那该怎么办？最后一根稻草，太糟糕了，连想都不用想。他倒头睡去。

*一个慷慨的提议，让我想起我妈曾经代表我爸出的一个主意。六年级时，因为在学校里不太走运，我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酒吧玩。我妈说，我爸可以跟我一起出去喝一杯，我知道这主意对他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出去意味着要花钱，他最恨这一点，而且他也一点都不喜欢去酒吧。

火车鸣笛。潜行者的妻子朝墙走去，她坐下来，转向镜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时刻。点着烟，她立刻陷入痛苦的回忆。现在我们知道了，那羊皮外套，还有她的头发，肯定浸满了烟味。不仅如此：我讨厌一切与找烟、点烟和吸烟有关的动作。

她的家庭反对她的婚姻，她说。每个邻居都嘲笑他。她点着烟，甩了甩火柴，灭了火。我讨厌那气味，熄灭的火柴的气味，就像我讨厌烟味一样，我也讨厌这场景——厨师的旁边没有点火装置——卷曲的黑乎乎的火柴。有门在吱吱嘎嘎，有水龙头在滴滴答答，或是什么在漏水，这些都透露出这是个家常的场景。他曾是个潜行者，一个永远的囚犯。她了解他这一点，也知道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但是当他说跟我走时，她跟从了，像一个信徒。她从不后悔，即便有这些苦痛、屈辱和酸楚相随。

塔可夫斯基认为，妻子对爱与奉献的表达是“最后的奇迹”，是电影的中心，它的终极教训：“换句话说，人类之爱就是——奇迹般的——证据，反驳这世界没有希望的断论。这是我们共同的正面的财富。”正如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发现他“太自私，吝啬于爱，懒得去爱”时所说：“学习爱是有用的。”作为一个教训，它——就像在《雕刻时光》里——对银幕上发生的一切的复杂性评判失之公允，但倒是与奥尔加·苏霍娃（Olga Surkova）对塔可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拉丽莎的评价相一致，“一位俄罗斯天使，守护被迫害的俄国艺术家”。*拉丽莎相信，她是“他汲水的甘泉”。

*塔可夫斯基曾经打算过将潜行者和他的妻子作为自己对被迫害的奉献的感觉的替身——这个想法似乎特别有可能，鉴于他想让拉丽莎演这个角色，但被雷贝格劝阻了。他成功地游说了爱丽莎·弗兰迪克。最初，她面对镜头的独白是打算安排在影片一开始；直到拍摄到第三版，塔可夫斯基才决定放到这里，作为尾声。

塔可夫斯基也许将自己视作潜行者——一个被迫害的殉道者，带我们来一场“区”之旅，在那里，一切真相最终都将被揭晓——他也明确了目的。在对患了绝症的美工设计师拉施特·萨夫林的一次访谈中，曾经有一段尖锐的对话，当被问及“区”，回忆他与塔可夫斯基共事、生活、谈话的时候，他说：“那是与你最深层的自我相处……在那里，你可以与深不可测的人和事对话。”采访者请他解释清楚。他是指……“是的，是与上帝对话。当安德烈不在了的时候，我也失去了能与之讨论最重要事情的人。那个‘房间’消失了。”“所以，他是你的‘房间’？”采访者问。“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