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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她代表着怎样的不解之谜，这件事还是让我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即使它们让我感到不安。我认识到我的孤独是多么危险，而我是多么容易让敌人得手；我认识到自己是多么需要付出爱，并得到爱的回报；我认识到，与我越来越想和别人沟通的渴望相比，自己身上被情报部称为“个人安全意识”的品质是多么薄弱。我想起了莫妮卡，还有我那些空洞无比的爱的宣言，它们根本就没法打动爱神。我想起了贾尔斯·拉蒂默，还有他那毫无希望的激情。不知为什么，那个自称安妮的女人似乎也是一个深受痛苦折磨的信使，他们说的话都发自我的内心深处。

不知其貌的女人之后，又来了一个不知其貌的男孩。那是第二天傍晚发生的事。

我筋疲力尽地坐在旅馆的大堂里，独自一人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去了西顿131附近的几座难民营，在黎巴嫩南部待了一天之后，我的手还在发抖。现在正是黄昏时分的奇妙时刻，贝鲁特的人类动物王国在此刻会一致放下彼此间的不和，汇集到共同饮水的地方来。我在丛林里见过类似的情况，可能你也见到过。仿佛是听到了一声令下，大象、疣猪、瞪羚、狮子和长颈鹿都悄悄地从树丛中黑暗的隐蔽处走出来，大部分动物都一声不出，在泥泞的平地上各自站好。在同一时刻，你可以到科莫多尔旅馆的大堂里去瞧一瞧，这时候奔忙了一天的记者们都回来了。总有点跟不上他们脚步的电动玻璃门叹着气，吱呀吱呀地开开关关，从贝鲁特刚刚入夜的黑暗中迎进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自瑞典的一个电视摄制组，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面色灰白、身穿设计师定做的工装外套的金发女郎；一个来自美国某家周报的摄影师兼记者；总是成对出现的电线检修工；一个极为神秘的东德老人和他的日本情妇。他们进来的时候都刻意收敛着自己，一点都不张扬，然后再停一停，卸下一整天的重负。

但他们的这一天并没有结束。对于那些真正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胶卷还得送走，报道还得写，再通过电传或是电话发出去。有人不见了，必须得找到他们的下落。某某挨了一颗子弹，伤得很重，他老婆知道吗？尽管如此，随着玻璃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他们毕竟已经从敌人手里赢来了这一天。看门的人准备封门过夜了。

我一边看着，一边等——我要等着见一个人，他知道另一个人有可能知道我奉命寻找的那个女人。直到此时，我的这一天还没有任何成果，只不过又出去参观了一遍这世上的凄惨情景。

大堂里别的地方聚集起了其他几类人，他们没那么引人注目，不过在旁观者的眼里却要有趣得多：投机分子、军火商、毒贩、身穿深色西服的小外交官，还有兜售关系和信息的人，他们拨动着手上的念珠，骨溜溜转个不停的眼睛飞快地从大堂里的一张脸转向另一张脸。还有间谍——谁都会往这儿派间谍——他们在公开交易，因为在贝鲁特，所有人都在从事他们的行当。这地方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的内幕消息来源，哪怕来源只是站在柜台后面的艾哈迈德。你只要给他几个美元，外加一个微笑，他就会把整个世界的秘密都告诉你。

但吸引住我目光的那个人却非常古怪，即便以科莫多尔动物园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我没看见他是怎么进来的。他肯定是跟在一帮人的后面走了进来。我在大堂里看到了那个人，背对着玻璃门外的黑暗，身穿一件带条纹的足球衫，头上松松地包着一条干干净净的白色护士头巾。要不是因为他人太瘦、胸太平，我第一眼看到他时都没法确定他究竟是女扮男装，还是男扮女装。

保安人员也注意到了他。站在令人生畏的柜台后面的看门人艾哈迈德也注意到了。他那两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斜靠在身后的墙边，就在挂着房间钥匙的鸽笼式搁架下面。我看到艾哈迈德慢慢地往后退了小半步，这样他就能够到一支枪了。在这个时候的大堂里扔一颗手榴弹，足以炸死一半全城社交场上的高端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