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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要是连着跟同一个人做爱十五年，这世上还会有谁喜欢性爱啊？”她说。

我笑了，但没有回答。

“你对她忠诚吗，彼得？”

“绝对忠诚。”我迟疑片刻后答道。

“好吧，咱们来聊聊工作。回到工作上吧。你在这儿干什么？是什么特别的任务吗？跟我说说你在干吗。”

藏在我心底的间谍躲开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该轮到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了，”我说，“你也是个记者吗？”

一串曳光弹划破了夜空。接着就是一阵炮火。

她的声音变得很疲惫，好像恐惧已经耗尽了她的力气。“就是整理整理新闻素材。”

“给谁整理啊？”

“一家差劲的新闻社，还能是谁啊？五十美分一行字，到头来给哪个大混球偷去了，一下午就让他白捡两千块。这不算什么新鲜事。”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安妮吧。叫我安妮好了。听着，你这人挺不错，知道吗？要是有一头发情的多伯曼猎犬抱住了你的腿，你该怎么办？”

“学狗叫？”

“假装来了高潮。我很害怕，彼得。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喝一杯。”

“你在哪儿？”

“就在这儿。”

“这里是哪儿？

“天哪，就在旅馆。科莫多尔旅馆。站在大堂里，闻着艾哈迈德身上的大蒜味儿，那个希腊人还一直瞪着我看。”

“哪个希腊人？”

“斯塔夫罗斯。他吸烈性毒品，还骂骂咧咧地到处说毒品劲儿太小。他绝对是个卑鄙的家伙。”

我听着，第一次分辨出电话那头的背景里有杂乱的说话声。枪战已经结束了。

“彼得？”

“嗯。”

“彼得，把你的那盏灯关了。”

她肯定知道房间里只有一盏灯能用，一盏摇摇晃晃的床头灯，配着羊皮纸的灯罩。灯放在两个长沙发之间的储物柜上。我把灯关掉。又能看见星星了。

“把你的房门开着，留条缝。一吋就够了。有酒吗？”

“有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说。

“伏特加呢？”

“没有。”

“冰块呢？”

“没有。”

“我带一点儿过来。彼得？”

“你是个好人。有人跟你这么说过吗？”

“好久都没有了。”

“在这地方可得留心点。”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她根本没来找我。

你随便怎么想象都可以，就像我当时那样。我坐在长沙发上，在黑暗中看着门，看着自己的生命静静流逝，期待着听到她穿过走廊的脚步声。

一个小时之后，我下了楼。我坐在酒吧里，侧耳倾听着我能分辨出的每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都不是。我四处寻找着，看看哪个女人可能会自称“安妮”，会向只在电话上交谈过的男人求欢。我给了艾哈迈德点好处，让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谁在大堂打过内线电话。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艾哈迈德的记忆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情绪激动的美国女人。

我甚至还想弄清楚之前住在我房间里的那位房客的身份，弄清楚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彼得。但这时艾哈迈德却神秘兮兮地含糊其辞起来，说他当时到的黎波里看他的老母亲去了，旅馆也从不保留客人的名单。

难道真正的彼得恰好在紧急关头赶了回来，把她给抢走了？还是那个叫斯塔夫罗斯的希腊人？难道她是个妓女？难道我是个男妓？艾哈迈德是不是在给她拉皮条？那通电话是不是她给旅馆里的新房客精心设下的圈套，要趁着他们孤身一人、精神紧张地度过第一个夜晚时把他们钓上钩？

或者说，她只不过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女人，男朋友不在身边，又被城市里雷鸣般的爆炸声吓得几乎要发疯，只想找个人抱一抱？我宁愿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