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第11/17页）

不需要我问，他就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他是个来参加援助的志愿者，来自奥马哈，在医学院读三年级，先生。他相信和平，先生。他经历过科尼切街上的那次爆炸，就在受损最严重的那家餐馆里。被炸成了平地，您应该过去看一看。是一家叫做阿赫巴尔的餐馆，先生，有很多美国人去那吃饭。是汽车炸弹，汽车炸弹是最厉害的。不可能有什么比汽车炸弹更让人猝不及防了。

我说这我知道。

餐馆里的人几乎都死了，除了他自己，先生。最靠近墙的人被炸得粉碎，他接着往下说，丝毫没意识到他这是在描绘我自己最害怕的噩梦。现在他写了一篇东西，先生，他觉得有必要说一说，算是为了和平做一个温和的宣言。他需要把这篇文章登在我的报纸上，也许能有点好处，他觉得在这个周末或者下个星期一登出来就可以。他想把稿费捐献给慈善机构。他估计能有个几百美元，也许更多。在贝鲁特的医院里，这点钱还能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

“我们需要停一停，先生，”他用毫无生气的声音解释说，这时旁边的那个女人替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叠文稿，“停下来，缓一缓。在战争中间停歇一下，找出一条中间道路。”

只有在贝鲁特的科莫多尔旅馆，发生这样的事才会显得很自然——一个被炸弹炸过、想要追求和平的人，请求一个并非记者的人帮助他进行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他我会竭尽所能。我和要等的人处理完事情之后——当然了，那个男人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听说，不过也许我可以找提尔132那边的阿斯米上校谈谈——我在旅馆的房间里坐下来，手边放着一杯酒，开始读他送来的文章。我打定主意，这篇文章只要有一点点说得过去的见报理由，回到伦敦之后我就会从情报部在舰队街133上的无数友好人士里找个人施加点压力，把这件事办成。

这篇文章写得很糟糕，很快我就读不下去了：情绪激动、不知所云，它向全体犹太人、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发起呼吁，请他们想想自己的母亲和孩子，要心怀爱意，共同生存。它敦促大家寻找一条相互妥协的中间道路，还援引了一些并不准确的历史事例。它提议建立一种新的宗教，“就像圣女贞德本打算带给我们的那样，但英国人不许她那么做，所以把她给活活烧死了，根本不理会她的尖叫和普通民众的愿望”。他说，这一伟大的新运动将“在精神上把闪族人134团结为一个充满爱心和包容的集体”。接下来文章就彻底失去了方向，只好求助于大写字母、下划线和一排排的惊叹号。等我读到最后，这篇文章已经根本不是作者一开始想写的东西了，而是说起了“坐在离爆炸中心最近的那面墙边的一大家人，有小孩子，还有爷爷奶奶”，说他们是怎么被炸得粉身碎骨的，还不止一次，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每次都让索尔陷入自己痛苦的回忆之中。

突然间，我不知不觉地替他写起了这篇文章。是给她写的。给安妮。一开始是在我的脑海里，接着是在他文稿的空白处，后来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没用过的A4纸写了起来，很快就写满了，于是我又拿了一张。我在冒汗，汗水像雨水似的从身上往下淌；贝鲁特的夜晚有时就是那样，安静倒是挺安静，但一阵阵潮湿、令人浑身发痒的热浪却从山坡上滚滚而来，海面上则笼罩着一层讨厌的灰色烟雾，就像硝烟似的。我写啊写啊，心里还想着她会不会再打电话来。我写文章时就像那个被炸弹炸过的男孩，要写给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女孩看。我写啊写啊——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我才惊恐地发现——写的全是些装腔作势的废话。我宣扬着特立独行的精神，诉说着伟大的情感，自以为是地抨击着人类邪恶那无法终结的轮回，还有人们总是在无休无止地寻找，要为自己的错误行径寻找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