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67/92页）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呢？”

“因为你太愚蠢了。”她说，显得既开心又尖刻。她感到一阵酸辛的痛快感，存心伤害他也伤害她自己，“你谈起我的丈夫，但他与这事又有什么干系呢？就我而言，可以说从来就没有跟他睡过觉……”他笑了起来，显然不相信她的话，但她继续说下去，“我讨厌跟他睡觉。那简直不能算一回事。你问我已有多久没有跟男人睡觉了，这问题显然十分简单。你是个精神病学家，你说自己是个从事心理治疗的医生，你竟然连这最简单的问题都不懂。”

说完这话她便进入朱丽娅的住宅，关上门，扑在墙上哭了起来。看屋内的动静她知道里面没有人。门铃响了，几乎就在她的耳边，保罗想要她把门打开。她不去理睬门铃，径自穿过黑暗的井孔，一边哭一边慢慢地登上顶楼的小套房。这时，电话又响了。她知道又是保罗从街对面的电话亭打来的。她不去接，因为她还在哭。铃声停止了，但接着又响了起来。她看了看小粉盒，那千篇一律的黑线条图案让她见了就讨厌。她咽下眼泪，清了清嗓子，接了那个电话。是朱丽娅打来的。朱丽娅说她想跟她的朋友在外面吃晚饭，到时候她会把孩子带回家照料他上床睡觉的。如果爱拉想出去，尽可以听便。“你怎么啦？”两英里以外的朱丽娅说话的声音依然像平时那样清晰而镇定。“我在哭。”“我听出来了。为什么事？”“哦，这些该死的男人，我全恨！”“噢，好了，如果事情真的是那样，你最好出去看看电影，那会使你高兴起来的。”爱拉随即觉得好了许多，刚才发生的事已不那么重要。她笑了起来。

半小时以后电话铃又响了，她去接，没有再去想保罗。但这一次是保罗打来的。他说他一直等在车子里以便给她再打电话。他想跟她谈谈。“我看我们谈不出什么来的。”爱拉说，声音既冷漠又幽默。他的声音则既幽默又滑稽，他说：“下来看电影吧，我们什么都不谈好了。”她于是去了。她心情轻松地跟他见了面。这是因为她已拿定主意不再跟他做爱。一切都已结束了。她之所以跟他出去是因为不出去显得有些小题大做。他电话里的声音跟草地上压住她身体的那张脸没有任何联系。现在，他们的关系又回到了开车从伦敦出来时的状态之中。是他把她带到那片草地上才破坏了这种关系的。如果他一开始就那样想，那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后来他总是说：“你怒气冲冲进了屋，但当我打电话给你时，你还是出来了，你显然需要我的规劝。”他哈哈大笑起来。她厌恶那样的笑声。这时候，他脸上总不自然地流露出悔恨的微笑，像个回头的浪子。他有意扮演浪子的角色，是为了给自己解嘲。爱拉觉得，他的微笑具有双重的意义，因为他的抱怨是真诚的。这时候她总是跟他一道先嘲笑一番他的拙劣的模仿，随后即刻改变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具有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人格。她确信它真的不属于他自己。这种人格不仅表现为单纯与宁静的品质的截然分离，而且还昭然于众，使她除了不予理睬外再无别的选择。否则，她就不得不与他分道扬镳了。

他们并没有去看电影，而是去了咖啡馆。他继续谈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情况。他在两家不同的医院里供职。在一家医院里，他是个精神病咨询医生。在另一家医院里，从事分编病人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有心要把疯人院改造得更文明一点。我得跟谁斗呢？公众吗？绝对不是。是那些因循守旧的医生……”他的故事不外乎两个主题：其一是说医学界的中产阶级如何如何妄自尊大、不学无术。爱拉发现：他对他们的批评完全出于他自己的阶级观念，虽然没有明言，但言下之意是说愚昧无知和缺乏想像力是中产阶级的特征。他之所以有这种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倾向，是因为他自己是工人阶级。当然，那些话也是朱丽娅常说的，爱拉自己也这样批评过韦斯特医生。然而，有好几次她曾深感内疚，似乎是她自己受到了批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她便会回忆起早年在流动餐馆时的情景，觉得自己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如今就不可能从下层阶级的角度，通过女工的眼光来认识上层阶级，就像从玻璃瓶的底部观看水族馆里那些奇形怪状的鱼一样。保罗的第二个主题正好与第一个主题相反，一旦涉及它，他的整个人格都变得焕然一新。说起那些受到他指责的人，他总是那般幸灾乐祸，言辞间充满恶意和嘲讽；但一谈到他的病人，他便变得很认真。他对待病人的态度与她对待布朗太太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们一谈起那些求援者就情投意合。他说起他们时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和蔼，心里充满愤怒和同情。这愤怒是因同情他们绝望的处境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