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36/72页）

“你说没有什么是新的。因此，也没有什么启示了。”

“唔！是的……我成长在一种暧昧与躲避的文化中。美国给了我再教育。”

“通过这个女学生吗？”

“兴许吧。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该想到的。”

是的，他本该想到的。莫菲的建议是贴切的。

“大学生们也教育了我，是的。塔拉也是，无疑。我很好奇，我想弄懂我来到的地方。而你，你想弄懂我离开的地方。”

“文章中说到，暴君们让他迷惑。迪玛先生赞赏暴君吗？为什么？他不是也一样，在暴君统治之下生活过吗？”

“军事独裁只是在他介入政治之后才建立。军事的，但又是巴尔干的。而不是德国的或中国的。腐败的优势。”

听到对腐败的赞扬时，警察眨巴着眼睛，但不作解释。

“他也将了解一种西方的独裁。在战争期间，他是一个大使馆的公务员，在一个西方国家中。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如他所说，并不让他讨厌。社会管理中对上帝的暗示，基督徒的牺牲。荣耀和拯救，宇宙节奏中人的重返，家庭体系的有机性，跟退化的个人主义相对。如同习惯的那样，我斜向地、肤浅地读了这些。”

理论似乎早已让彼得和帕特里克都疲劳了。句子末尾，加什帕尔深深叹了一口气，仿佛一次实在太长的苦役终于结束了。

“学院院长是不是希望这篇文章会给你带来声望？他聘用了你，尽管有不少反对意见。”

“我不知道。拉里，对不起，阿瓦建先生坚信必须写这文章。这是一个正义的事业，他说。我应该治愈东欧的暧昧，他说。他在那所大学学习过，老头就是在那个大学中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美国教授。这一巧合刺激了他的神经。”

“你为什么拒绝以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出面？”

“我并没有入狱。我也没有上街游过行。”

“你曾要求，在学校的书中，把你说成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那一行得删除。”

“我是在这之后出生的，我不是一个幸存者。在我们家庭中，这是一个禁忌的词。”

“为什么？”

“侮辱。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奥斯威辛回来，请一个医生为他去除胳膊上的一块皮肤，那上面文着他的囚徒号码。这是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他从来就不提及那些年。”

“你在84俱乐部表达了反犹主义的观点，你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

“它的主人们都是犹太富人。我并不反对犹太人，但反对傲慢。金钱的傲慢。人们扔掉了多得难以计数的食品。我来自一个饥饿的国家。即便在一个中国俱乐部，我也会反对的。”

“那你为什么还是写了这篇文章？这份报告？”

彼得不说话了。不是在找一个回答，而是为了死死地盯着讯问者看。

“帕拉德教授被杀之前，我跟他有过一次很长的谈话。我们俩谁都没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我是特地去看他的，为了跟他说话。他是这方面话题的专家。”

“你认识他吗？你们是朋友吗？”

“一个共同的朋友为我们牵的线。帕拉德感觉自己有危险，但我没有太在意。我的文章弄得我心神不宁。我想获得一些情报，一个建议。”

“他给你建议了吗？”

“老头是他的导师。他帮助他来到美国。他赞赏他。他非常熟悉他的生平和作品。他鼓动我写的文章。”

“怎么回事？”

“老头死后，各种秘密浮出了水面。帕拉德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成了同谋。他开始在流亡报刊上写一些反民族主义的文章。很激烈。爆炸性的。他发现了太阳的黑子。他的太阳。他痛苦。文章兴许还预告了对大师的一种再评价。我不敢肯定。总而言之，这就值他的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