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35/72页）

“我想说的是，通过跟你说话，我明白了我几乎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产品。我围绕着模糊性打转转，通过各种各样实际上只是反脱身之计的脱身之计来培养它们。我避免了最根本的东西。我都自以为已经痊愈了。我其实还没有。在我们这里，一个乞丐的错误和一个名人的错误之间，有着一种巨大的差别。一种巨大的差别。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被对待，很不同的方式。”

“这一点到处都一样。”

“兴许吧，但我感觉受了传染。在我们这里，首要的问题是要知道你是谁，而不是你干了什么。我没有免疫，我意识到我的情况恰好跟迪玛一样。种种的矛盾、暧昧、秘密、遁词、微妙让我惊讶，并且比基本成分更吸引我。经常，我不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基本。就这个。这就是我的忏悔，你得知道你在对谁说话。一个被传染者。兴许没被彻底传染。不，还没有被彻底传染。”

莫菲先生瞧着加什帕尔先生，并第一次对他微笑。加什帕尔先生瞧着讯问人的大手和被讯问人的大手并排放在桌子上，于是，他也一样，冲他微微一笑。

“我只是想弄明白。你的同胞在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

“所有的说教者都说这个。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去神圣化的世界中。既不新，也不完全错误。”

“去……什么？去—神—圣—化？”

“它没有丝毫的神圣。去神圣化。但神圣隐藏在世俗中。这是他说的。因此，它藏在……我们周围，我们内心中。既然隐藏，便不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它不被允许，它处在危险中，被扔弃。神圣被排斥，但隐藏了，持续着。”

“为什么隐藏着？我们的世界满是教堂。满是犹太会堂和清真寺。还有佛庙。而我，我就去教堂。我是信徒。”

“我不是。我听说，洛杉矶有二百五十个不带宗教结构的帮会。二百五十个神？这也许比只有一个神的宗教暴政要好。我不知道迪玛想要什么，或者人们到底建议什么。想法并不危险，只要它们不成为现实。我不认为一个神圣化的世界真的会很神圣。我担心。”

“美国的父辈创建者是一些信徒。他们都读圣经的。”

“但他们把个体定义为公民。”

“宗教帮助人。”

“兴许，但国家呢？伊朗不是唯一的例子。”

“要求你写这篇文章，并不意味着你非得写不可。这难道是一种复仇吗？”

“一种复仇？向谁，为什么？我甚至都不认识迪玛。”

“我不是在说他。向那些像他一样的人。你的家庭受苦了。”

“我的家庭？是的，它受苦了，但我，我是战后出生的。我的父母想忘掉这一恐怖。此外，他们曾被马扎尔人[63]当局送往集中营。迪玛不是匈牙利人。”

“不是在说他。是说像他那样的人。”

彼得不吭声了，沉着脸。他的家庭？这么说，他们知道了迪玛、帕拉德和他的一切。现在，警察将要问他关于后来成了共产党检察员的钟表匠的种种细节，还有在火葬场门口见到的他妻子的情况。他本不该写这篇文章的！他早就预见到了怀疑。有必要表现得谨慎、宽容、暧昧。复仇，愤慨，怨恨，你瞧瞧这个！

“不，不是一次复仇的影子。那篇文章很和善，美国的报纸就是这样肯定的。他们说，我在纪念迪玛。这是真的吗？我对伴随我成长的那种文化环境无法免疫，对它的矫揉造作和它的寡廉鲜耻。外省的精英主义，世界的尽头。无论如何，共产主义治愈了我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