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9/39页）

高高的个子，苍白的脸色，眉头紧皱，被一个跟他年龄和他本性不相配的使命所压垮。他只有很少时间，他得去赶他回程的列车。他夜间旅行，从这个国家的最西端而来，赶来参加这个奇怪的家庭会议：讲述他父亲发生的事，让亲友们有所警惕，以提防可能会给所有人带来的后果。

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没曾想到，他妻子会把这个更关心篮球而不是政治黑暗的少年郎打发去完成一次如此的出征。爱娃·加什帕尔做得很巧妙，彼得一个夜晚的缺席不会引起什么疑问。以前，她儿子就有在同学家睡觉的习惯：蒂波尔的父母会保守秘密的。

奥古斯丁·戈拉立即就从露的父母的脸上瞧出了那种担心。看来，对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的撤职，他们已经知道了很多，而对类似情况，则知道得还要更多。瑟拉芬女同志和加什帕尔男同志只是表姐弟，但猜疑传播得跟疥疮一样快。他们担心这会影响他们自己的环境，因此没有把这消息告诉女婿，后者那时——以及在此后——问自己，他们是不是采纳了朋友的建议，而这些人又是谁。他更愿意相信，假如曾经有朋友的话，他本该被当做其中一员。

在那个灰尘蓬蓬的七月的下午，当这位中学生被邀请坐到餐室中那把红皮大扶手椅上来详细叙说他带来的消息时，戈拉感觉到，危险正从国家的西端向他的新家转移。他必须承认，通过那些倾听这壮小伙子的人脸上显露出的不安，他立即就被传染了，意识到了小伙子正解释的他父母亲家一下子就陷入其中的这一荒诞。

大卫·加什帕尔这位早先的钟表匠，没有任何理由解释，就被解除了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检察官一职！按照党的意愿，一个钟表匠被送到一个学校学上一年，然后就成了检察官；按照党的意愿，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便不再是检察官了。人们无法指责他的不正直，或者某种无视神圣的政治行为，只能说他为事业效力绝对毫不妥协。撤职的借口很是晦涩，失宠会带来完全荒唐的后果，这就是爱娃·加什帕尔转达给年轻密使的信息。

沉默之后，紧接着无数的抗议：这只可能是一个差错或一个误会，大卫不是一个面对不公甘心沉默的人，他会去抗争，要求解释，他最终将得到满足。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敌手和阴谋就会存在，耻辱或差错只是一时的，中学生很快就会证实，正义终究要占上风。他们请他吃美味佳肴，露为他展示家里的书房，还带他在首都转了一大圈。回来后，他们建议旅行者好好休息，他的面前将是另一个不眠之夜，夜车将把他带回自己家。

晚上，戈拉开车送小伙子去火车站之后，在回来时得知了彼得诞生的故事。

战争的第一年和第二年，钟表匠大卫·加什帕尔跟他的妻子和女儿成功躲藏起来，但在1944年春天，他们被发现了，由当时统治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匈牙利当局押送到奥斯威辛。他妻子和女儿一到集中营就被毒气毒死。大卫幸存下来，一开始在一个小车间里劳动，把从活人和死人身上扒拉下来的金子做成首饰，然后，像一个疯子般没完没了地劳碌，也多亏他长得结实。他钟爱的妻女死后，激情和焦虑都消失了；从此他孑然一身，变得非常坚强。无动于衷，精打细算，一门心思地捱日子。

被苏联人解放出来后，他在分拣旧囚徒的医院里遇识了他未来的妻子。他们在长长的归乡路上结婚了。

爱娃，比他年轻十岁，不愿返回当年把她送去见死神的地方。她梦想着那块福地，幸存者之地。但大卫表现得不可理喻。他要回他的家，要亲眼看一看他早先的邻居和朋友，还有大笔一挥就把他的名字从活人中勾销的那些警察和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