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24/36页）

“那个比哈尔警察是个教养不错的人，他说：‘我的确尊重你们，你们做的事是为了国家。不过，身为警察，我不得不跟你们对立。’我们嘲笑他。‘你们为什么要嘲弄我们？这些孟加拉警察几分钟之内就会把我们杀掉。’

“他们用绳子把我们绑起来，警察边绑边揍，口中一再念叨说我们是孟加拉人。那个比哈尔警察感到愤慨，立刻用无线电向整个比哈尔发出我们被捕的消息，以免孟加拉警察把我们杀掉——要是他们想那样做的话。

“我们大多从未受审，只有几个被审定罪。其他人未经审判便被拘留，直到一九七七年孟加拉国施行大赦。

“我在加尔各答的监狱被关押到一九七二年十月。狱中有两件事令我沮丧。第一件是被囚禁的加尔各答纳萨尔派分子的素质。我们过去听说，他们在持续杀害特定的警察——甚至交通警察——以及有告密嫌疑的人。监狱里多的是纳萨尔派分子，特别是年轻男孩，而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实际上，这些年轻人反抗的是教育系统——男孩女孩被迫上学，然后又辍学，党就吸收他们来搞城市暴力行动。

“党已经分裂了。我自己也没有清楚的看法。我觉得运动本身有一些毛病，觉得自己的政治探索已经走入死角，必须重新开始。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再自认为是政治工作者。

“来到加尔各答监狱之后，我可以定期跟父母及亚拉蒂会面。政府找不到证据起诉我，我未经审判，受到预防性拘留。最后，我向政府请求，说如果他们释放我，我愿意出国进修物理。”

政府批准了那项请愿。他得到了伦敦大学入学许可，他父亲则替他支付了赴英旅费。警察一直跟着他登上飞机。他在伦敦取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回加尔各答。那是一九七四年九月。

我问他：“你现在怎么想？”

他摸摸眼镜，眯眯眼睛往窗外看。我隔着窄桌与他相对，坐在两个高铁柜中间的扶手椅上。他后方是一间空房，墙壁上几处地方刚刷上均匀的水泥。

他说：“主要错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基本误解——我觉得人民必须自行解放。知识分子只能提供他们解放的工具。”

他现在从事一些民权工作，并在贫民窟上课。“我看不出这跟我过去的政治探索有什么断层——以前到城市贫民窟搞组织跟现在到贫民窟教书这两者之间。”他仰身靠在一个淡绿色铁柜上注视着天空。“社会是这样构成的，使得劳苦大众永远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世界观和自己的认同。”

我问起亚拉蒂，以及她在英国的情况。

“她的世界改变了，因为她第一次发现女人并不只是、甚至完全不是某个男人的附属品。我很高兴要回来，亚拉蒂却哭了好几天，她那些从小被养成不公开表露情绪习惯的朋友为她愁眉苦脸。如果有选择的话，她会继续留在英国——那种自由感，还有被当作一个人看待的感觉。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我跟她一直有这种争吵——我没法让她相信，如果我们住在我父母家里，就永远要被他们支配。她看不出那是支配。直到我们到了英国，她才明白我说的话。在那之前，她只把我的话当作是我古怪想法的一部分——就像我也是因为古怪才加入纳萨尔派运动的。我常说：‘我们找一套公寓吧。’或者：‘你为什么不在我母亲面前站起来？你为什么对我父亲百依百顺，即使他要你做对自己有害的事？’她从不知道可以过另一种生活。现在情况改变了，也在继续改变，但在六十年代她那种生命观并没有什么特别。”

这使得前一天当迪潘赞去冲澡时亚拉蒂在她家里所说的话多了一层意义。亚拉蒂说，迪潘赞住在村里时，她是去跟迪潘赞父母一起住的。在印度，妻子住到夫家，你从娘家搬到公婆家。印度跟别的地方不同，如果要写印度，你必须先了解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