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22/36页）

“为什么？”

之前他用现在式叙述，现在换成过去式。“当时我担心着隔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们睡在屋外的绳编床上——两个人一张床，那可真难受，因为绳编床的中央会往下陷。我觉得寂寞、不安。村里没有厕所，有几块靠近水池的地方是用来办那事的。

“第二天早上，一个条件较好的农民（他有一台收音机）请我们喝茶——这在村里并不是常有的事：村民在当时没有热饮可喝。下午我们又吃了一顿，也是米饭，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步行去另一个地方了。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我很难跟得上农民向导的脚步。我们在傍晚抵达了目的地。我整个人都为政治而烧了起来，他们却慢条斯理地做着日常工作。我注意到了这点，觉得自己像是个笨蛋。在城里，每个人都很激昂，而这里这些被看作革命主力的农民却相当无动于衷。我觉得失望，开始想回加尔各答。

“第二天下午，我开始走回距离最近的党部，地点是在一个非常小的镇子里。我不记得当时的任何肉体痛苦，也不认为那对我有任何影响。我记得的是必须走六个钟头左右，因为身上没钱——照规定我们不能带半毛钱。我走着走着，汽车就从身边开过。

“我就这样加入了红卫兵行动，觉得终于在做事了。”

我说：“你不用向我提任何名字。不过，你谈到的人都没有面孔，我看不到他们的样子。”

迪潘赞说：“面孔是有的。但是，开始组织盖斯特·金·威廉斯的工人时，我们沿袭了共产党的看法，认为人是客体，不是自求生存、进而创造历史的生命主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的互动对象大多是自己政治组织里面的人。因此，当那位穆斯林船坞工人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时，我才会印象那么深刻。甚至到了今天，我还认为那番话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

“我想再加一点。我朋友的面孔还留在我心中。不过，他们大多还在政界活跃，我不想对他们加以评论。”

后来，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发生的一件事让迪潘赞从乡下回到加尔各答。那天，在加尔各答广场——加尔各答那座广大的中央公园——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中，一直在鼓动纳萨尔主义农民运动的共产党派系宣布，他们将另外成立印度马列主义共产党。

迪潘赞说：“我父母反对新党。亚拉蒂很不高兴，在这阶段她希望我远离政治。我们的女儿将在十月出生。我在加尔各答待下来，在船坞进行政治工作，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然后我又回到了农村。

“早期的同志一直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夺取政权，同时先没收地主的土地，再没收他们的枪械——也就是说，要农民强行收割他们土地上的产物，取得地主土地上的产物，也要在村庄里建立与地主权力相对立的农民权力据点。

“事实上，那片地区在收割期间发生了一场农民大起义。我到得太晚，没有赶上。就在这场起义当中，党下达了除掉特定人士的行动路线。这些行动将由秘密成立的小组来执行。这正是我开始进行红卫兵行动的时候，我必须要求农民成立所谓的歼灭小组。

“对我来说，原先因为乡村情况以及无法沟通而遭受的痛苦现在都消失了。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进行红卫兵行动时更有信心，不那么紧张了。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前后好几个月，六个月到一年之间。我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部落也有非部落，包括贱民也包括农民种姓。我确实认识了印度。”

“你对党的新指令有什么看法？”

“许多先前的同志已经成立小组，并且执行了歼灭任务，主要是在发生过收割期起义的地区——以土地和收割为目标的起义，即占领土地，强行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