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5/36页）

亚拉蒂端了茶出来。迪潘赞为开车载我来的司机倒了一杯，拿到外面给他。他的车子停在隔壁的院子里。

亚拉蒂说：“你夏天会待在这里吗？”她几乎不等我回答。“气温热得令人受不了，现在树木那么少。”

我说：“为什么把树砍掉？”

“因为人，人太多了。人和树不能共存。他们砍掉这么多树，气候都变了。冬天变得更冷，夏天变得更热。”

对面一位女人隔着窄巷若无其事叫道：“亚拉蒂？”然后马上就走了进来。同一时刻，一辆三轮车从巷子里经过，红色小车顶下相对的两排椅子上坐了许多孩子——坐着玩具车似的东西从学校回家的孩子，这令我想起小时候在西班牙港常见到的面包店脚踏送货车。

亚拉蒂跟邻居在前房后面的那块厨房空间交谈。通过开着的门，她们的话非常清楚。

送茶给司机回来之后，迪潘赞坐回床上。在报纸堆中，他再度谈了起来。

“在总督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由于出身，我站在左派一边，但那时学院里的政治活动处于低潮。第二学年快结束，当我在功课上忙得就要受不了的时候，我开始想所为何来。我也胡乱写了一些诗。我父亲从未看过我的诗——我没拿给他看，我母亲则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那大概是一种有害的娱乐。他们从未鼓励我。我开始怀疑我为什么要写诗。我们学院里有不少人，男女都有，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和疑惑。

“从那时起，我突然意识到周围的贫穷和悲惨。先前我一直没有发觉。我看到了种种，却认为那是正常情况。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一个朋友跟我去看一部萧伯纳戏剧改编的电影。我正要前往，刚刚出了门，这时我看到了这个人——我不能说他是乞丐，他连乞讨的力气都没有。

“他躺在人行道上。他就要死了，意识却完全清醒，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躺在一家病理检验所前面。我请检验所的人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来了，却没有人愿意陪那个人前往医院。我只好跟着他去。我并不是很情愿，但还是陪他去了。他完全不在乎，根本不在乎。他半句话都没说。

“救护车开到一家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在他的表格上注明他必须住院。他们在表格上盖了一个章：‘本院已无病床，改转他院。’司机得再开救护车把他送回来。司机问我是否认识这个人。我回答说不认识，司机说：‘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另一家医院，但结果还是一样的。’”

我问迪潘赞：“那个人样子怎么样？你还没提到这一点。”

“他衣衫褴褛，一身肮脏。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有水囊肿，也就是阴囊发炎，通常是血丝虫引起的热带寄生虫疾病。他走路的时候必须用双手捧住阴囊，你可以设想那有多重。

“我问救护车司机这种事发生得频繁吗，司机说常常发生。他说，当他们被派来载这种人时，他们会乖乖照做。但这种人没人陪，因此他们的做法是把他丢在另一条路上，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医院会收容这种人。

“司机见到我对那个人有些责任感，于是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能会收容他。我不敢确定，不过我们去试试看吧。’他开到时母庙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场所——只是长长的黑暗走廊，可能只有一片瓦顶，两侧都是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穷人。我们把他留在那里，把他的病历表格放在他的头旁边，然后就走了。

“那个地方是特蕾莎修女替那些人建造的场所的雏形，那时她还不为人所知。我可要说明白，我对特蕾莎修女的立场并无正面或负面的看法。我必须说的是，甚至到了今天，整个加尔各答只有这里会收容奄奄一息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