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4/36页）

迪潘赞在一九八○年搬进了这套公寓。现在一家人住在这里很拥挤，但一九八○年时他们倒不这么觉得。两个孩子却觉得这地方太小。小公寓月租六百卢比，相当于二十四英镑。四周有一些整理得不错的房子。隔壁是一栋漂亮的小屋，沿着赭色墙壁种植了扶桑，花丛其实跟我们所在房间的窗子离得很近。那房屋的主人是一位阿育吠陀——即传统印度教医术——医生。

巷子里住的是好邻居，对这点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们的屋子四周却布满灰尘。这是迪潘赞一定要我脱掉鞋子的原因：免得我的鞋子把灰尘带进屋内。小巷里常有卡车开过，这时候，灰尘就直接吹入屋里。屋里有蚊子。

迪潘赞说：“我这才想起该点蚊香了。”

他走进里面的“空间”——他的长腰布是褐色或淡棕色的，上面有格子图案——不久后他出来时拿的并不是我设想的绿色蚊香，而是一个插电的日本制蓝色塑料“玩意儿”——迪潘赞的用语。塑料容器内的化学物质受热后会散发出来。

一个清洁妇从前房的这一头打扫到另一头，她什么话都没说，任何人都不看，只是上半身深深弯着，两腿相当笔直，用小扫帚清扫磨石子地板尚未被家具或红色档案箱占去的小空间。

迪潘赞的妻子走了进来。她名字叫亚拉蒂，年纪跟迪潘赞相仿。她穿着一袭有小花图案的深色莎丽，以及一件黑色紧身上衣。她也是一位教师。她的课排在大清早，十点就结束了。

她想知道午餐要如何安排。她说迪潘赞不吃小麦做的东西。“饭，饭，饭——他只吃这东西，一天三餐，我做了他就吃。小麦做的东西他没办法消化。”这是迪潘赞“后政治”生涯的一部分，是他在乡村从事地下活动时得病以及三角洲地带水质恶劣造成的结果。

“阿米巴病，”亚拉蒂说，“一种慢性病。你们那边有这种病吗？第三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有。”

这是我跟迪潘赞交谈以来，他的游击队经历第一次在话中出现。而且我没料到这话题来得这么直接，一点都没有壮烈的气氛，却强调了他个人的脆弱——在受到这巷子的灰尘和蚊子折磨之前他所经历的痛苦。

迪潘赞坐在床上。阳光透过房间三个加装铁条和绿色窗板的小窗户，从不同角度照射在他身上。蓝色墙壁上挂着三幅旧照片以及一张彩色小肖像。照片中是迪潘赞的父母、祖父、他父亲的舅舅。在他父亲舅舅的租金管制公寓里，迪潘赞父亲以及后来的迪潘赞一直住到一九六九年。这位亲属是民族主义者，做过新闻记者，编过一本被禁的甘地主义杂志，一九四二年入过狱。他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士，梵社社员，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员。不过，迪潘赞最崇拜的是他祖父，一位正统的印度教徒。这位祖父因为没钱读大学而进入总会计师办公室工作，他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花在照顾弟妹上——这并不是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的灾难之后。

这位祖父的照片很大，它是迪潘赞请人用受损的原版照片翻拍出来的。还有其他几张气氛较柔和的翻拍照片，不过他最喜爱挂在墙上的这一张。

“他的眼神很犀利、慑人。我喜欢这张是因为他的眼神。我们都受他影响而对伦理问题很关注。他是有节操的人，别人说他一辈子没做过错事。”

另一张很小的彩色照片是年轻时的毛泽东。

迪潘赞说：“你认不出是他。这是一位博斯博士送我的。尼赫鲁在一九三九年派他去见蒋介石，结果他却找上了毛泽东。我挂这张照片是因为它是别人送的礼物。你可别做太多文章，不过我对这个人仍然尊敬有加。”

放在床上的报纸当中有一份财经报纸。迪潘赞对经济新闻有兴趣。印度的经济情况很脆弱，他说可能会再发生像一九六五年那样的不景气，当年曾因此造成哄抢食物的案件并助长了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