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默塞特·毛姆来访（第5/13页）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能说：“你住哪儿？你父亲做什么的？你有兄弟么？他们做什么的？”这类问题只会惹麻烦，况且说实话，我也不想知道答案。答案会把我带入深渊。我不愿意落到那一步。于是我就坐着，抿着咖啡，从服务生留在桌上的纸包里掏出一支细细的廉价香烟抽着，一言不发。我低头瞥见她黝黑的小脚上套着一双不值钱的拖鞋，我又一次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那么感动。

我没事就往茶室跑，每次看见那女孩在里面，我就坐到她的桌子旁边。我们不说话。有一天她在我后面进来。她没有走到我的桌子旁边。我很尴尬。我想着茶室里的其他人，谁都有一段平淡而稳妥的前程，有那么一阵子，说实话，我有点害怕了，我想是不是该放弃什么牺牲生活。我坐着没动。可是，一种挫败感，以及那女孩的冷漠态度惹恼了我，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来。她似乎料到了，似乎微微向边上挪了挪，仿佛在给我腾地方。

那个学期就是这样。没有说过话，没有在茶室外见过面，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我们开始在茶室里遭遇别人的异样眼神，即使只有我一个人在，也会遭遇这种眼神。女孩神情窘迫。看得出她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审判的眼神。但是，那虽然令她无地自容，却给了我一种奇怪的满足。我将这审判——来自服务生、学生、地位低微的人的审判——当作我牺牲生涯所收获的第一枚甜蜜的果实。这只是最初的果实。我知道前面会有更大的战斗、更严酷的考验，以及更甜蜜的果实。

第一场战斗没过多久就来临了。一天，在茶室里，那女孩对我开口了。我已经习惯了我们两人之间的沉默——那仿佛是一种完美的交流方式——所以这样的进展在我看来却是退步，让我吃了一惊。而与惊讶相交织的是对她声音的失望。这时我意识到，在课堂上，甚至在教授提问她《哈姆莱特》那会儿，我听到的不过是她的嗫嚅。她的声音就这么直愣愣地从小方桌另一边传来，听起来不温柔、不羞涩，也丝毫没有甜美的意味，你也许会以为这么一个矮小、瘦弱、胆怯的人应该有那样一种声音。她的声音粗糙，沙哑，刺耳。我会把这种声音与她那一类人联系在一起。我以为她既然拿了奖学金，就会把那样的声音抛弃掉。

我一听见这声音就心生厌恶。我觉得自己在往下沉——这感觉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种恐怖必然会与牺牲相伴，我已经决心牺牲，就不得不继续忍受下去。

我脑子里塞满了这些念头——她的莽撞，她的声音如此可恶（就好像是那对大白牙和扑了粉的黑皮肤发出的），我如此害怕——不得不让她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她说：“有人告诉我叔叔了。”

叔叔？我认为她没有权利把我拖入这类令人不快的深坑。这个叔叔是干什么的？他窝在哪儿的洞穴里？甚至“叔叔”这个词——别人常用来指某种珍贵的关系——听起来都是那么自以为是。

我说：“你这个叔叔是干什么的？”

“他是工会的。造反派。”

她用了个英文词，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特别古怪和刺耳。我们这个邦没有民族主义运动，邦主禁止，但的确有半民族主义的玩意，以“劳工”、“工人”之类的漂亮词儿代替平日里用的那些难听的词儿。我立刻明白她可能是什么人了。或许她和造反派有关系，而这或许就是她能从邦主那里领到奖学金的原因。她自以为是有实力、有影响的人物，属于新兴势力。

她说：“他说要发动游行对付你。种姓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