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默塞特·毛姆来访（第3/13页）

这类工作很保险。报酬不算高，但从来没人被解雇，而人家对你也是毕恭毕敬。我父亲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他学习英文，拿到了中学文凭，很快获得比他父亲更高的官职。他成了邦主的一名秘书。那样的秘书很多。他们身穿漂亮制服，在城里被奉若神明。我相信父亲希望我也走这条路，接着他的脚印往上爬。在父亲看来，他已经找回了祖父迫不得已放弃的祭司家族的安全感。

但叛逆的小妖精在我内心作祟。也许我听祖父讲了太多遍他的故事，他的逃离和对未知的恐惧，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他只看着内心而看不见周遭的一切。我祖父越老越愤怒。他说他家族里的人都是蠢货。他们看见灾难逼近却毫无作为。而他呢，他说，他挨到最后一刻才走，就因为这个，他到大城市之后只能缩在寺庙的庭院里，就像一头饿得半死的畜生。他竟然说这么重的话。他的愤怒感染了我。我开始觉得我们眼下在城里，在邦主和王宫脚下过的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现在的安全感都是假的。一想到这里我就吓得要命，因为不知道厄运降临时我该如何保护自己。

我觉得自己成熟到可以进入政治领域了。印度上上下下都是政治。但土邦却不见独立运动的踪影。那是非法的。我们听说了外面那些伟大的名字、伟大的事迹，但我们只是远远观望。

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按计划，我应该拿到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取得邦主的奖学金去学医或者学工程。然后我会娶大学校长的女儿。所有这些都定好了。我并不抗拒这些，但又觉得它们和我无关。我在大学里愈来愈感到空虚无聊。我听不懂文学课。我看不懂《卡斯特桥市长》。我不理解那些人物和故事，也不知道那本书的年代背景。莎士比亚还好，但我不明白雪莱、济慈、华兹华斯写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读那些诗人的作品时想说：“这是一派谎言。没人有那种感觉。”教授叫我们抄他的笔记。他大声地念着，一页又一页，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他念笔记的时候为了更简略，也为了让我们抄得一字不差，从来不说华兹华斯。他总是说W，华兹华斯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从来不说华兹华斯。W做了这个，W写了那个。

我心乱如麻，觉得我们全都生活在虚假的安全感中，觉得无所事事，憎恨学业，同时知道外面正天翻地覆。我崇拜独立运动的大人物。我责备自己无所作为，责备自己屈从于别人为我安排好的生活。一九三一或一九三二年的某个时候，听说圣雄号召大学生罢课，我决定响应。我做得更出格。我在前院生起一小堆火，把《卡斯特桥市长》、雪莱和济慈的作品及教授的笔记全扔进去，然后回家等着暴风雨落到我头上。

可风平浪静。好像没人对我父亲提起这事。没听说教务长发话。也许那堆火不够大。书很难烧，除非你先燃起一堆大火。也许大学前院太混乱太嘈杂，那儿的大街太喧闹，我在一个小角落里干的勾当根本算不得新鲜。

我更觉得自己没用。印度的其他地方出了伟人。如果能跟随他们，甚至只是看他们一眼，我会感到多么幸福。我愿意放弃一切，只要能接触到他们的伟大。而在这里，在王宫脚下，有的只是唯唯诺诺的生活。我夜复一夜思索着自己究竟该怎么做。我知道，圣雄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危机，就在一两年前，在他的隐修处。在宁静中，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在众人的崇敬中，他痛苦地思索着该如何点燃这个国家。最后，他出人意料地想到组织不可思议的盐路长征，从自己的隐修处一直走到海边，去采盐。

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待在穿制服的侍臣父亲的房子里，仍旧（为了息事宁人）假装去上课，但忍受着我前面所说的那些煎熬，最终我有了一个好主意。我无比肯定那浮上我心头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一定要施行。那个决定就是我要牺牲自己。不是空洞的牺牲，瞬时的行动——跳桥、撞火车是无论哪个傻瓜都能做的——而是更为长久的牺牲，是圣雄会赞同的那种。他指出了种姓制度的诸种罪恶。没人说他错了，但很少有人为此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