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第107/158页）

他到达隔离营的时候气得满脸通红。海伦娜还在营地入口那里不安地等着他。

“去通知弗雷迪·赫希。”他对海伦娜说，“让他来我的房间开一个紧急会议。告诉他是关于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

成败在此一刻。

海伦娜对弗雷迪也很熟悉，他是运动员、青年人的偶像、犹太复国主义的倡导者，而且和约瑟夫·门格勒说话时还能以你相称。鲁迪观察了他一会儿：一个坚韧的男人，油光铮亮的头发梳向后面，沉着冷静的目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好像有点愤怒，因为她扰乱了他的思考。

罗森博格向他解释说，比克瑙集中营的抵抗组织的最高领导者已经得到确切消息，所有9月份从泰雷津运来的囚犯当天晚上将会全部送到毒气室处死。听到这些，弗雷迪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既不感到惊讶也没有提出质疑。他默默地像军人一样挺拔地站在那里。鲁迪注视着他那胸前挂着的那个像护身符似的银哨。

“弗雷迪，你是唯一的可能。只有你才能够和营地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也只有你才能让他们组织起他们的人进行武装暴动。但愿所有的人都能一起攻击那些卫兵，这样革命就爆发了。你必须得和所有的领导人谈谈，你胸前挂着的银哨可以发出暴动开始的信号。”

德国人再次沉默了。他那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目光紧盯着那个斯洛伐克记录员。鲁迪给他说了一切他该说的之后，也沉默了，等着赫希的反应，在一片完全绝望的处境中等待着一个绝望的答复。

终于，赫希说话了。

但是说话的这个人既不是社会主义者的领导者，也不是顽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自豪的运动员，而是儿童教育家。他低声问道：

“鲁迪，孩子们怎么样？”

罗森博格很想把这个话题放到后面再说。孩子们是监狱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如此暴力的武装暴动中，他们生存下来的可能性是最小的。但是他还是回答了弗雷迪的问题。

“弗雷迪，毋庸置疑，孩子们无论如何都会死的。我们有一个机会，或许这个机会很小，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成千上万的囚犯们进行武装暴动，摧毁营地，这样我们就可以拯救那些还没有被运到这儿来的人的生命。”

弗雷迪紧闭双唇，但是他的双眼却在替他说着话。在这样肉搏式的武装暴动中，孩子们将会是第一批被杀害的对象。如果在某个铁丝网上开了一个洞可以逃跑的话，孩子们肯定也是最后一批才能跑的。如果要冒着枪林弹雨跑到几百米远外的森林，孩子们要么是第一批被打死的，要么是最后一批才跑到森林的。如果有一些跑到了森林里，就剩他们几个，迷路了怎么办？

“鲁迪，孩子们都信任我。我现在怎么能够抛弃他们？怎么能够为了自救去斗争而放任他们被杀掉？如果万一是你们搞错了呢？或者是会迁移到另一个营地呢？”

“不可能。你们都是被判罪的。弗雷迪，你不能救那些孩子。想想其他人吧，想想整个欧洲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吧，如果我们现在不进行武装暴动的话，所有的孩子都会被拉到奥斯维辛来处死。”

弗雷迪·赫希闭上了眼睛，像发烧似的把一只手放在额头上。

“给我一个小时。我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思考一下。”

弗雷迪像往常一样，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房间，为的是不让营地上的其他人看见他的肩上承载着难以承受的四千人的性命。只有那些喜欢观察的人才注意到，他走路时着了魔似的抚摸着他的银哨。

抵抗组织的几个成员也意识到了情况，他们便进入鲁迪的房间了解发生的事情。鲁迪跟他们讲了和31号营房的负责人谈话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