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4/5页）

在观察这位值得尊敬的虚无主义者的同时，我常常想到每一种形式的艺术都像是一个光滑的山坡，想到一位艺术家要花费多么大的努力，才能防止滑落到那立足比较容易的地方。迫使他做出这一番努力的内在指令，就其核心而言，是非理性的。因为拒绝常人非功利的艺术，新的信仰摧毁了这一内在的指令。在描写集中营的小说中，贝塔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虽然他对人的全部内在的指令提出疑问，但是他从来没有编造，从来没有想要取悦于任何人。后来他把一个政治分子引进他的写作，于是，像超饱和的溶液一样，他的写作晶体化了，变成了透明的和公式化的。但是，我们不要采取简单化的态度。有许多大作家，例如斯威夫特、司汤达、托尔斯泰，都曾经从政治激情出发发表言论。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作家想要向读者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亦即政治信念，是能够增加他作品的力量的。批评所处时代政治体制的大作家和贝塔类型的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的非顺从态度。他们为反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行动，而贝塔展开写作必须听从党内同志的赞许。

虽然语言激烈而准确，但是他的文章是十分枯燥和单面向的。一个天才散文作家这样的蜕化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肯定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浪费自己的才能。有几位文学权威的话能够决定一个作家在官方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和他们谈过话。我问他们，为什么向他提出这样的措施？党的利益肯定不要求把他降低成为一块破布，他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肯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迫使他写时政文章等于胡乱浪费可资利用的艺术资源。答复是：“没有人要求他写文章，这是很遗憾的。周刊的主编又不能撵走他，是他自己坚持要写的。他认为今天是没有时间从事艺术的，大家应该更直接地从根本上来影响大众。他想要尽可能成为有用的人。”这是一个有点伪善的答案。党经常强调需要好的文学；同时，党又造成了紧张的宣传气氛，令作家觉得被迫求助于最原始的和简单化的文学技巧。当然，贝塔的确是自己想要把全部的时间奉献给新闻写作的；虽然他是一个高度称职的专家，他还是致力于最不称职的家伙们都轻而易举的工作。他的思维方式，一如许多东方知识分子，都被推向一种自毁症。

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要拿起笔来，这个心理机制便已启动，其过程是相当曲折复杂的。让我们设想，他准备描述国际政治中的某一个事件。他知道，各种现象在功能上而不是在因果关系上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了公正地评述这个事件，他必须深入了解对抗性力量的动因和控制这些力量的必然因素——总之，要从每一个方面来分析它。随即，愤怒来营救他，把秩序引进盘根错节的互相依赖关系之中，令他摆脱做出分析的义务。是对于一切都取决于人的意志的自欺态度的愤怒，同时也是对于可能沦为一己天真性格之捕获物的惧怕。因为世界是残酷的，人必须把一切都简化到最基本最残酷的因素。作者理解，他所做的事远远不是准确的：人民的愚蠢或者人民的善意对于事件的影响，不亚于经济斗争的种种必要性。但是，他对人类（对他人和自己）施展报复，指出人是受到几条基本法则的控制的；同时，他也保持着优越感，证明自己敏锐而强壮，足以避免“偏见”。

在政论文章中，正如在集中营小说里那样，贝塔追求简洁、去除全部幻觉、一览无余地展现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的做法，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如果持续听任这种追求的话，就会到达某一个点，以至于聪明才智再也无话可说。词汇变成政党口号和拳头的不完备代用品。贝塔的确走到了词汇再也满足不了他的阶段；他不再能够写长篇和短篇小说，因为那些作品费时太长，不能满足他的战斗需要。他所遵从的运动日益加速，越来越快，仇恨和昏眩的剂量越来越大。世界的形状变得越来越简单，到最后，一棵个体的树木、一个个人，都丧失了全部的重要性，而他则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处于可知可感的事物中间，而是身处政治概念之中。他对新闻报道的热衷是不难解释的。写文章对于他的作用就像毒品一样，他放下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事。他的文章里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这是无关紧要的；从易北河到太平洋成千上万的二流记者所说的话都一模一样，也无关紧要。他是活跃的，就像一个方队里行进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