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2/5页）

像许多以往的囚徒一样，他必须在返回故国和自我流放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他所怀有的战时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情绪，模糊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乃是现实地对待每一个人的感觉之中。他的信念可以被归结为一句简洁的格言之中，亦即，人不是受到自己良好意向的控制，而只是受到他所在的社会秩序的法则所控制。谁要想改变人，首先必须改变社会环境。他还依旧像所有的波兰人一样，对于强大的俄国存有重重怀疑。他强悍的风格使他最接近像左拉这样的作家，或者，在当代作家中，接近海明威，他曾经贪婪地阅读他的作品。因此，在俄国，他是作为“西方次生垃圾”的那些艺术家之一而闻名的。在一个崇尚辩证法的国家里，任何东西引起的恐惧，也比不上一个从饥饿和爱情——人性最原始的需求——来描写人的作家所带来的恐惧。

他犹疑了很长时间，最后，当波兰出版的文学书籍开始传到他的手里之后，他决定回国。有两个因素促使他作出决定。他怀有宏大的文学抱负，但是他还是新人，还不为人知；在他自己的国家之外，在哪里能够找到读他用母语写作的书籍的读者呢？而且，当时在波兰，一场革命正在展开。那是一个被愤怒纠缠不休的人要去的地方，那是他能够找到机会重塑世界的地方。

他告别了朋友们，回到了华沙。这里的居民住在被炸毁房屋的地下室里，他们用双手清理大堆大堆的瓦砾，装上拼凑起来的小型马拉木板车。城市的重建就是这样开始的。但是，在整个波兰，书籍和报刊立即获得广大的读者，政府舍得花钱支持文学，任何一个稍有才华的作者面前，都展现出无限的机会。贝塔的事业以闪电般的速度开始。他在最好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收到高额的版税，多劳多得。他对语言的掌握十分优异，他的风格简洁而犀利。因为他的经历是许多同胞的经历，所以他的题材普遍地令读者感到亲近和理解。他关于“集中营世界”的作品集受到欢迎，被认为是具有头等意义的文学事件。

对于他来说，幸运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没有成为必须遵守的法规，因为他的作品是最猛烈地反对苏联的写作技巧的。按照中央强加给作家们的法规规定，他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犯罪。对于希特勒主义的野兽行为的描写显然需求很大，特别是一般的波兰人痛恨俄国人像痛恨德国人一样强烈。把读者的注意力聚集在德国人的暴行上这一做法，可以把他们的痛恨纳入一个单一的方向，因而有助于让人民做好“心理准备”；所以，出现了描写盖世太保、游击战或集中营的数量日益增多的作品。

官方的宽容政策使得作家能够自由地以同情态度描写波兰军队在一九三九年反抗德国人的战斗，虽然那支军队所保卫过的“贵族波兰”在苏联的眼里像是一块就要熄灭的煤渣。不过，假如批评家们想要使用正统的标准，则在政治上正确的题材也不能让他避开这些批评家的攻击，因为他描写的集中营是他个人亲眼看见的，而不是作者应该看见的集中营。在这里他是犯禁了。那么，作者应该怎样看集中营呢？罗列原因并不困难：一、囚徒们应该在秘密组织中团结起来；二、这些组织的领袖应该是共产党人；三、出现在这本书里的全部俄国俘虏应该突出展现他们的精神力量和英勇行为；四、应该按照囚徒的政治观点来区分他们。而他的小说没有一篇是这样的。党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虽然党认为波兰作家们还不成熟，运用不了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但是当代批评家还是指责他犯了大错。他们宣布，他的作品像堕落的或美国的文学，他的作品是悲观主义的，缺乏“有意识的斗争”的成分，亦即，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展开斗争。但是，这些批评是以某种有说服力的语调发表的。他年轻，需要受到教育，但是在他身上有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作家的品格。通过对他的密切观察，党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少见的和珍贵的要素：真正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