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32/46页）

我离开那幢大楼，立刻给我丈夫打电话，告诉他我现在是家族里的第一个美国人了。我正沿街道走着，一辆车停了下来，我那阿拉伯朋友摇下了车窗，问我要不要搭他的车。我谢过他，告诉他不用了，看着车子开走、消失，我已然感到了一丝乡愁。他那种期待感，他对成为美国人的自豪、对被叫到名字时去注意自己国籍的自豪，都让我惊得缓不过神来。我们并没有谈被我们抛在身后的家乡。我们短暂的情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建立的基础并不是我们共同的过去，而是我们的现在，是我们成为美国人这件事。他给了我他的激动、他的信赖、他的希望，而除了一双专心致志的耳朵和一个传达赞同的微笑，我还能回赠他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他我的疑虑、我的自我争辩、我的喜悦和我的内疚吗？我可以告诉他，对这个置身于新地方的我来说，过去仿佛仍鲜活可见，正要求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吗？

然而，成为美国人还有另外一面：我可以成为一个并不丢掉伊朗的美国人。事实上，做个美国人你并不会丢掉过去，而是将它融进了现在。那个时候，似乎正是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坚定了我的信念：你可以用另一个国家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培植出新的根，不因过去变得麻木也是可能的。这部分也是哈克传达的信息，或者说是哈克如此吸引法拉的地方。他离开了他的家人、他的家——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算是有家的；一旦他肩上没有了来自条条框框和众人期望的无益重担，他就成了一个更强大的人。

[63]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美国自然主义作家，作品有《暗笑》《小城畸人》等。

[64]凯特·肖邦（Kate Chopin），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创作先驱之一。

[65]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美国侦探小说家，代表作有《马耳他之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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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30日，法拉抵达美国。“这个国家给了我一个家，”她告诉马赫纳兹，“我不能再漠不关心了。”她在这个国家面对障碍，战胜索尔·贝娄所称的“自由之煎熬”的方式，在我的心中，跟她在出生国面对另一些严酷考验和障碍时所作的斗争一样英勇。写法拉的时候，我想起来，美国是一个建立于同样多的残破梦想和希冀期望之上的国家，对这两者我们不能厚此薄彼。来到这里的人们都带着难以承受的苦与痛，每个重新开始的故事都对应着一个梦想破灭的故事。

起初三个月，法拉跟她的母亲一起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生活。她告诉我，在美国最初的几天、几个月，有时就像她噩梦般地逃离伊朗经历的延续。她一心努力生存下去，设法让自己忙起来，这也是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身在千里之外的法拉马兹仍命数难测。她会写信和打电话去伊朗，不顾一切地想要知道他的命运。同时，一如她后来跟马赫纳兹说的那样，她也办妥了新生活必不可少的各种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驾照、借书证。她找了一家护幼中心，并开始在一所当地高中上课，学习文字处理。“我努力不对我母亲的生活造成太多打扰。”她说。她的儿子内马在9月25日出生了，就在她抵美不到一个月之后。

当政府当局最终公开对阿莫勒团体的逮捕时，家人也获得了探视囚犯的允许。法拉马兹的家人告诉他，法拉带着内达逃亡了，内马也出生了。他们见到他了，这给了她希望。或许这是审判要被推迟的标志。或许他可以幸免于难。听说可以收买看守，她就开始筹钱。法拉知道这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也知道自己太不理智了，但她告诉马赫纳兹，“理智”，“跟我大脑那时的状态一点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