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33/46页）

当我第一次在广播上听到她的许多前同志被逮捕的消息时，我也在想着法拉。有许多天，我都在收集有他们照片的剪报，把它们当鞋撑藏在壁橱里。我和比冉在沉默的、难以形容的恐惧中看了他们的审判秀。法拉马兹就在他们中间。我们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已经学会了不再去揣测他们的命运。这个时候，连希望都是危险的。

法拉以一种几乎不带感情的超脱回忆了那些审判：“大厅里挤满了官员和在阿莫勒参加过战斗或死去的卫兵的家属。大厅的墙上挂满了反对被告的标语，被告都坐在台上，面对着大声辱骂他们、要求判处他们死刑的吵闹人群。他们不允许有律师。”法官是出了名的“绞刑法官”，因为有许多的男男女女都被他送上了绞刑架。所有的被告都被指控腐化人间，对抗真主，以及（当然了）罪大恶极的是，与大撒旦勾结。所有的被告都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酝酿阴谋反对政权。他们说他们的行动是错误的。三个星期后，他们都被判了死刑。

马赫纳兹去蒙特利看法拉，并最终把她带回了自己家。1月24日，阿莫勒起义周年纪念，法拉和马赫纳兹去了乔治城的克莱德餐厅吃午餐。法拉想，死刑在那个时候应该要执行了。“人们在吃着东西，看着电视里的‘超级碗’，”她说，“这里处处都在兴奋狂欢。我觉得如此格格不入。与我的生命交织在一起的那个世界，和我发觉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天南地北、迥然不同。”

25日的早晨来临又过去，但并没有消息。第二天，马赫纳兹接到了伊朗打来的电话。她匆忙赶回家去告诉法拉，到家的时候，马赫纳兹已经哭了。马赫纳兹后来告诉我，最让她震惊的是法拉的反应。她问到了他们的母亲、他们的朋友有没有事——她想到了所有人，马赫纳兹说，唯独没有提法拉马兹。

最终，她意识到，姐姐的眼泪是为了她。“他们把孩子抱开了，给了我一片镇定剂。我是多么倚赖（法拉马兹）的存在啊。只有在每个夜晚，我向他讲述我经历中的每个细节时，这些日子才变得真实。但失去他，部分也意味着独自扛起抚育和供养孩子的重担，这重担不允许我有时间悲痛。”

法拉以她沉静而坚决的方式，拒绝让法拉马兹的死毁掉自己。她不会让那个政权在这一点上满意的。几个月后，她搬去伯克利，在朋友的印刷厂找了一份工作。之后她在1984年秋搬到华盛顿，找了一家托儿所和护幼中心，并继续工作。不到一年，她就找到了一份编辑的工作。

“我学到了东西，也成长了，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身份，”她告诉马赫纳兹，“那段经历让我的心变硬了。但它也让我变得自立。我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不仅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能为了孩子让生活变得完整——我在自己身上搜索每一丝创造力、每一种资源和每一点力量。我为自己能够实现的东西感到骄傲。我的孩子们上着好学校，性情快乐、友善又乐观。我的事业很成功。我不为过去痛苦。我不会站在那场结束了他们生命的悲剧的角度，而会从标志着我们的目标和关系的理想主义和同志情谊出发，去回忆我参加政治斗争的那些年。”

来美国不到两年，法拉拥有了一个家、一份职业，作为没有社会污名的单亲母亲养育着两个健康快乐的孩子。她的经历使她相信，美国的神话是有某些真实性的。“我已经开始从我以前一直不了解的方面去欣赏美国了，”她说，“但我还没有感到完全如在家中般轻松自在……我保留着我的民族认同，我的孩子明确地自我认定为伊朗裔美国人，这最能让我意识到这种民族认同的存在。”她断定自己的内心已不再受伊朗的问题纠缠，她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在这个新家关注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