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迪特……和尾声（第30/64页）

桥可以通行的第一个早晨，我冲到佩斯，因为我想去市中心旧杂货店买洗甲水。

你为什么呆望着我，就像看着一个疯子？……事情就像我向你描述的一样。布达还在燃烧，佩斯上空的烟幕退去，房子显露出来。但是在那两个星期，我们待在一个公寓的地下室里腐烂，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那里我周遭的人挨着饿，大声叫嚷着，一个老人因受到惊吓而死去……我们都肮脏极了，因为没有水……这两周里没有什么比我忘记把洗甲水带到避难所更让我难受的。当最后一声警报响起而开始了围城，我进入地下室，指甲上涂着胭脂红色的蔻丹。之后我就留在那里，带着殷红的指甲度过两个星期，直到布达沦陷。我的红指甲也由于污秽不堪变成了黑色。

因为你知道，那时我也在指甲上涂红色的甲油，就像摩登淑女一样。男人是无法理解这点的……但是在围城期间，我紧张得要死，不知道何时才能有机会冲到佩斯的那家古老的杂货店，在那里可以买到上等的洗甲水，就像战前和平时期一样。

我每次支付五十潘戈给心理医生，这样我可以一周三次躺在他诊所的长沙发上，然后讲述肮脏下流的东西，因为有钱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都要遵守……他似乎很明确地向我解释，我想要从指甲上除去的不只是肮脏的甲油，而是另一种污秽，即围城前我生活中的肮脏……但这也未必尽然。我只知道，我的指甲不再是红色，而是黑色了，我要从中解脱出来。因此在第一天，一有可能，我马上就奔过桥去。

我走到街上，走在曾经住过的家园里，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个熟人。他是个水管修理工，出生在这个区，是个正派的老人。就像那时的很多人一样，这个人也留起了灰色须髯，把自己扮成老年神父的模样，希望这样苏联人不会强迫他工作，或者放逐到更远的叶卡捷琳堡[65]。这个小老头背着一个大包裹。认出他，我感到很高兴。这时，我突然听到他对着住在马路对面一栋被战火毁坏的房子里面的锁匠大叫：“耶诺，快去市中心，那里还有东西！”

而另外一个瘦高个锁匠用嘶哑又欢欣的声音回答：“你告诉我这个太好了，我马上去！……”

我站在维尔麦佐公园旁边，长时间盯着他们看。我看到一个年老的醉醺醺的保加利亚人，他以前在冬天给有钱人家里送木柴。他正从一栋大楼废墟中走出来，小心翼翼、忧心忡忡地，就像复活节时神父在列队行进的仪式中托着圣物那样虔诚。他高举着一面金边镜子。镜子在冬末香槟色的阳光下闪着光芒。那个保加利亚大叔虔诚地迈着步子，举着金边镜子，就像某人在生命的尽头，终于从仙女那里得到童年一直暗自期盼的礼物。那一刻，保加利亚大叔偷了面镜子的情形耐人寻味。他平静地走在废墟之间，就像这个世界上开始了一场盛大的庆典，而这场隐秘的庆典的魔力在于他是赢得免费奖品的幸运者之一……他，一个保加利亚人，带着他偷来的镜子。

我揉了揉眼睛，目光追随着他的背影，然后本能地朝老人走出的那幢破败大楼走去。大门还矗立在那里，但是在楼梯的地方，瓦砾堆起的小山丘通向楼上。后来我听说，这栋布达老房子被三十多枚炸弹、地雷、手榴弹击中。这里也住着我认识的人，一位是女裁缝，我有时也请她做一些活；另一位是给我的狗看过病的兽医；住在一层的是一位最高法院的退休法官和他的妻子，有时我跟他们一起在布达一家老甜点店——“八月”里吃下午茶。克里斯蒂娜区一直就像一座奥地利小城，不同于布达佩斯的任何区。那里原住居民和后来搬到那里的人关系亲密地居住在一起，处于一种细腻又平静的和谐之中，没有任何目标或者意义，只是每个人都属于同一阶层，属于那种靠着退休金或者小买卖谨慎积累起财产的市民阶层。如果来自低阶层的人误入这里，也能够从一直住在那里的居民处学会他们的态度，谦虚而知礼数。锁匠和修理工就是这样的……克里斯蒂娜区居住着一个大家庭，一个举止文明、尊重法律与权威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