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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意识到她并没有活下来。不管真相如何，不管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那种要将父母可鄙的生活抛在脑后、完全摧毁的决心，使她陷入摧毁自我的灾难之中。

当然，所有这些也可能降临到她身上。这类事情每天都在这世上发生。他不知道人们怎么应付。

“你不是我的女儿，你不是梅丽。”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不是，那也只好如此。也许那样最好。”

“你为什么不向我问问你母亲，梅丽蒂丝?应该我问你吗?你母亲在哪里出生的?她结婚前叫什么名字?她父亲的名字叫什么?”

“我不想谈论母亲。”

“因为你对她毫不了解。或者谈谈我，或者谈谈你装扮的这个人。给我讲讲在海边的房子，告诉我你读一年级时的老师姓名。你二年级的老师是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装着是我女儿！”

“如果我回答这些问题，你只会更加痛苦。我不知道你想承受多大的痛苦。”

“啊，别管我的痛苦，年轻的女士——回答问题吧。你为什么要装扮我女儿?你是谁?‘丽塔·科恩’是谁?你们俩的目的是什么?我女儿在哪里?我会将此事交给警察去管，除非你现在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女儿在哪里。”

“我做这些并不是演戏，爸爸。”

可恨的顽固不化，不只是可恨的耆那教义，这狗屎也是如此。“不，”他说，“现在不是——现在只是恐怖！你做的事情怎样了！”

“我杀了四个人，”她回答，装着曾经告诉过他一样的无辜，“下午我烤了四只曲奇饼。”

“不！”他喊道。这耆那教义，这顽固不化，这异乎寻常的无罪感，完全是铤而走险，是想远离那四个死人。“这不行！你不是阿尔及利亚妇女！你不是来自阿尔及利亚，不是来自印度！你是来自新泽西旧里姆洛克的美国女孩！神经极为不正常的美国女孩！四个人?不！”现在他拒绝相信这些，他对这罪行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上帝那么眷顾她，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也是如此。他决不会生一个杀掉四个人的孩子。生活为她提供的一切，生活对她要求的一切，从出生之日起她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不会使这种事情成为可能。杀人?这根本不是他们的问题，仁慈的生活已经把这东西从他们生命中剔除。杀人是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利沃夫家的人会去做的事。不，她不是，她不可能是他的孩子。“如果你这么注重不讲谎话或认真办事，无论大小——所有这些废话，梅丽，完全没有意义的废话——我请你讲真话！”

“真话很简单。这就是真话。你应该放弃希望和自我。”

“梅丽，”他喊道，“梅丽，梅丽，”内心无法抑制的情感毫无约束地宣泄出来，又不能攻击他人。他更觉得软弱无力，张开男子汉坚实的臂膀，扑向污秽草垫上蜷缩一团的她。“不是你！你不可能干这些事！”她没有抵抗，任由他从脸上扯下用袜子做成的面纱。脚后跟位置是她的脸颊，没有什么能比放脚的部位更臭，可她却盖在嘴上。我们爱她，她爱我们——结果是，她将脸罩在一只袜子里。“现在讲话！”他命令她。

但是她不说。他撬开她的嘴唇，毫不顾忌以前从未跨越的界限——反对暴力的戒律。这是一切理解的终结，再也没有理解的途径了。他也明白暴力不人道，并且徒劳。然而理解——相互理智地交流，不管要多久，可以取得共识——都是为了有一个能持续的结果。这位从未在孩子身上使用武力的父亲，他知道武力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这时却扳开她的嘴，用手指抓住她的舌头。她有一颗门牙掉了，一颗漂亮的牙齿。这证明她不是梅丽。用这么多年的矫形器、固定器、晚上的牙托，所有这些装置都用来使她牙齿漂亮，保护她的齿龈，让她笑得更美——这不可能是同一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