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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一家低级酒馆的厨房里洗盘子，以便赚足够的钱到俄勒冈去。那里的人不像老年公寓厨房里的人那么友善。在芝加哥她没有牧师给她指导，担心与地下运动接触会出错，被人发现。她怕极了，甚至不敢用公用电话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牧师联系。她又遭到强奸（在换第四次住房时），但这次没有被抢。做了六个星期的洗碗工后，她终于凑齐到公社去的钱。

在芝加哥，孤独感紧紧包裹着她，如同一股激流将她穿透。她没有哪一天，有的日子没有哪一小时不想给旧里姆洛克打电话。可她没那么做，快想起儿时的房间让她彻底的放松之前，她便会看看餐车或小餐馆，坐到吧台前要一份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和香草奶昔^{[54]。人们侍候她进餐时，她讲着熟悉的话，望着火腿片在烤炉上卷曲，饮料不停地冒泡，小心翼翼地挪动牙签，吃着三明治，不时吸上一口饮料，注意咬碎生菜中无味的纤维，榨取香脆的火腿里带烟熏味的油脂和柔软的西红柿里的蜜汁，加入蛋黄酱痛饮所有东西，细嚼慢咽，沉思着将食物研磨储存到肚里，让自己的情绪安定下来——紧盯着三明治，就像她母亲饲养的牲畜盯着草料一样——这给她勇气，让她独自走下去。她吃掉三明治，喝光奶昔，想起怎么到此的，然后赶路。她离开芝加哥时，突然醒悟。她再也不需要家了，永远不会屈从于对家人和一个家的渴望了。}

在俄勒冈她又卷入两起爆炸案。

不仅没能让她住手，福雷德·康伦的被害还鼓舞了她。经过福雷德·康伦的事件，她不是在良心上遭到谴责，而是完全摆脱了残存的恐惧和悔恨。那种杀人后的惊恐，如果说是在无意之中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一个她希望结识的好人，这并未教她有关最基本戒律的道理。她太麻木，没有从多恩和他的教诲中学到什么。杀害康伦只证实了她作为理想主义革命者的激情，为了向罪恶的制度进攻，不管多么残忍，采取任何手段都不会畏缩。她已经证明，为了反对白鬼子美国的一切正统的东西，不能只是在卧室墙壁上胡乱涂鸦、说些屁话了事。

他说，“是你安放的炸弹。”

“是的。”

“在哈姆林商店和俄勒冈都是你安放的炸弹。”

“是的。”

“俄勒冈死人了吗?”

“死了。”

“谁?”

“人们。”

“人们，”他重复道，“梅丽，多少人?”

“三个。”她说。

公社里食物充足。他们自己种植了许多粮食，不必像初到芝加哥那样，晚上到超市外枯萎的农产品中搜寻可吃的东西。在公社里她开始和自己爱上的女人睡在一起，那是一个纺织工的妻子，梅丽不摆弄炸弹时就学操作她的织布机。她安放了第二颗和第三颗炸弹后，装配炸弹就成了她的专长。她喜欢安全地将炸药连接到雷管和将雷管连接到伍尔沃斯闹钟时缠绕电线所需的那种耐心和精确。口吃就是在那时候消失的。她玩炸药时从不结巴。

后来那位妇女和她丈夫之间出了事，双方争吵很厉害。梅丽觉得应该离开公社使大家相安无事。

在爱达荷州东部躲藏时她就决定逃往古巴。当时她在土豆地里干活。晚上住在农场的木板房里，她开始学西班牙语。她与农场其他劳动者一起生活时，尽管男人们喝醉后令人害怕，性侵害事件也时有发生，她反而觉得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她认为在古巴可以生活在工人当中，不用担心他们的暴力行为。在古巴她可以成为梅丽·利沃夫，而不是玛丽·斯托尔兹。

现在她得出结论，美国决不会出现消灭种族主义势力、反动派和贪婪的一场革命。城市游击战无力对抗有核力量的超级大国，它会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以维护利润原则。既然她不能为在美国发动一场革命助上一臂之力，唯一的希望就是投身于现有的革命。那标志着她的流放生活的结束和生命的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