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4/5页）

此前我从未注意到自己有多依赖阿纳托尔。在这儿，只有他才能为我辩白，赦我的罪。之前我从没往这方面想过。这么多年来，我竟然奢侈地忘了在这棕色与黑色的土地上，我是个白人。我是恩甘巴夫人。我是个在集市上望水果价格兴叹时让人怜悯的人。我是老招惹她们孩子的那几个捣蛋鬼的母亲。我裹着缠腰布，庇荫于阿纳托尔时，似乎融入了这里。如今，没有丈夫的我置身于这片新的邻里中间，我的皮肤便犹如赤裸的灯泡发出刺眼的光。我的邻居们唯唯诺诺，冷淡矜持。日复一日，如果我想要问个路或聊聊天气，他们就会紧张地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或法语回答我。他们难道没注意到我是先用林加拉语和他们交谈的吗？他们难道没听见我每天隔着篱笆呼喊自己的儿子时，那种日常而又母性的语调和这里土生土长的卖鱼妇别无二致吗？只要一见到我的外国皮肤，他们的感官似乎就会冻结。在当地的集市上，我走到哪里，哪里的谈话就会骤停，一个安静的气泡与我如影随形。附近的每个人都知道阿纳托尔出了什么事，我知道他们满怀同情——他们也都恨透了蒙博托，希望自己能有阿纳托尔一半的勇气，但评判他时，也得考虑到他有个苍白皮肤的妻子。对于外国人，他们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对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我不可能像阿纳托尔维护我一样去改善他在他们眼中的地位。相反，正是有了我，他才有了软肋。

我会情不自禁地这样自忖：如果不是为了我，他现在会在哪里呢？仍在时时刻刻与灾难共舞，这是肯定的；在我遇见他之前，他就是个革命者。但也许不会被抓。他不会两次离开这个国家，就因为听了我的恳求，说母亲年事日高，牛排有多好吃；甚至极有可能都不会有护照，而他们就是那样才把他抓住的。

可那样的话，他的孩子们又会在哪里呢？我们这些当母亲的总是会让问题回归这里。他怎么会为这段婚姻后悔呢？毕竟这婚姻将帕斯卡、帕特里斯和马丁·路德带到了非洲大地上。从长远看，我们的结合对各自来说都充满了艰难险阻，可哪种结合不是这样呢？婚姻就是漫长的妥协与磨合，深入骨髓，浩如烟波，总会有一种规划被另一种吞没，一双车轮嘎吱响着，艰难向前。可是，对这世界来说，比起我们各自度过的人生，我们共同的生活难道不是有着更丰富的意味吗？

当孩子们不在家，孤独让我发狂时，我总是会用上面这些问题来使自己分心。我试图用回忆来填满空间，试图回忆他第一次抱着帕斯卡时脸上的表情。我记得我们在各式各样的黑暗中、在各式各样的蚊帐下做爱；记得他的牙齿咬着我肩头的肉，很轻很轻；记得孩子睡在我们边上时，他的手放在我的唇上，让我声音小点。我记得他大腿上的肌肉，他发间的气味。最后，我不得不来到外面，望着院子里身形丰满、羽毛驳杂的母鸡们，试图决定到底杀掉哪只鸡来当晚餐。结果，我一只都没抓成，因为那样的话，我的伴又会少一个。

抵御心痛的方式就是尽量忙碌。在满屋子的错误中，至少要把某一个小角落的事情做对——这是我从阿纳托尔那里学来的。也许也是从自己身上学来的吧，得益于我的双亲那样怪异的组合。但如今，我害怕我们已用尽了全部的可能性，却还有许多的年月需要过下去。我已联系过了他建议我去找的所有人，去提醒他们，或去寻求帮助。在几次错误的尝试之后，打乱了顺序的地址竟然指向了埃蒂安·齐塞凯狄的副部长。埃蒂安是唯一有可能帮助我们的政府部长，但他自己在蒙博托政府里的位子也岌岌可危。当然，我也写信给母亲的朋友们了。（就是“大圣国际”，蕾切尔说不定仍然这么称呼它。）我恳求他们为阿纳托尔的事发电报过来，他们全都同意了，电报会像雪片似的抵达。如果能让蒙博托觉得尴尬，那对他的判决就有机会从无期减至五年，或者更少。与此同时，母亲也正在筹钱，以用作贿金，好给他弄点吃的，以保证“五年”刑期不会到头来就相当于“无期”。等到钱凑齐后，我就跑到各个政府部门，看贿金该往哪儿塞。我又是上访又是写信，直到他们全都熟悉了我这张脸，不想再见到它为止。我已经尽己所能了，而现在我做的就是己所不能的事：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