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2/5页）

“也许那就是他们不了解蒙博托的原因吧。”他这么说。

阿纳托尔获得了一笔教学实践的津贴，其他研究生说，这点数额只能算是“零头”，但这些却比随便哪一年我们俩加起来挣的都要多得多。我们再次住进了已婚学生的公寓，那是一栋胶合板公寓楼，四周松林环抱。我们年轻的邻居们唯一的话题就是这里有多么破多么差。对我和阿纳托尔而言，它却奢华得离谱。玻璃窗，每扇窗都带锁，每扇门都带两把锁。不过我们身无长物，也没什么可偷的。自来水是热的，厨房里打开龙头就有，另一个龙头就在十步之内的浴室里！

孩子们时而思乡，时而狂躁。他们对美国的有些东西胃口越来越大，这让我警惕起来。还有些事情他们觉得没什么，这些事却更让我警惕。比如，那些白人和我会讲三门语言的孩子们（他们能自如地在法语、林加拉语和英语之间切换，每种语言都会带些口音）说话时的方式，他们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却会字正腔圆地大声说话，仿佛面前是个牙牙学语的小宝宝。这是种侮辱。阿纳托尔的学生们本质上也是如此，总是抑制不住地想要教他何为民主，何为人权——这些大二学生简直无礼透顶！晚上，阿纳托尔将这些事说给我听时，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我却愤怒地骂骂咧咧，又是扔枕头，又是大喊大叫，而他就在已婚学生公寓里那张宽大舒适的双人床上紧紧地搂着我。

我家乡的公民把我的丈夫和孩子们都视为原始人，或怪物。到了街上，远远地，他们就会对我们怒目而视，认为我们都是祸根。混血夫妇是他们早就听说过并且痛恨的祸根，而那几个杂种孩子，就是我们有罪的绝佳展示。再走近些，他们就会直直地瞪着阿纳托尔，脸上的轻蔑让位给赤裸裸的震惊。他那武士般的脸膛和雕工精细的刻痕中蕴含的优雅，对他们来说陌生得犹如林加拉语。他们难以理解他。即便我母亲的朋友们真的在努力，他们也从来不打听阿纳托尔的背景或才能，而只是会在他离开房间后才压着嗓子问：“他的脸怎么啦？”

阿纳托尔声称别人瞪着他并未让他不舒服，他这辈子早已习惯了做个局外人，但我受不了别人的傲慢。阿纳托尔在他的国家，对欣赏他的才华和荣誉的人而言，算是出众的美男子和卓有成就的人。整个童年时代，我一直在想，我毁了自己双胞胎妹妹的一生，让她落在我后面，蹒跚地步入光亮之中。我没法再把丈夫和儿子拽入那种生活，那样的生活只会让他们的美在黑暗中盛开又凋亡。

于是，我们回了家，回到了这儿，步入灾难之中。阿纳托尔的护照在机场就被没收了。当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因又累又无聊而互相打斗，马丁靠在我身上哭喊他耳朵疼时，我丈夫却已在我没留意时被制伏了。他在扎伊尔是通缉犯，当时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阿纳托尔告诉我，只是要走个手续，而他也只能把我们家在金沙萨的地址说出来，这样他们才知道第二天怎么把护照寄还给他。我哈哈大笑，说，（而且当着那些官员的面！）鉴于我们政府的效率，寄到家应该要等到明年了。然后，我们挤进了一辆破旧的小标致出租车里。在那车里倒是有家的感觉。我们回到了伊丽莎白的家，沉沉睡去，因时差没倒过来而一阵一阵地惊醒。我头脑里装了不下一千件事情：让孩子上学；找地方住；在金沙萨找一家可靠的银行——既不会给我们旧扎伊尔币，也不会给我们假冒的新钱——兑换母亲给的美元；还要弄到食物，否则我们准保会把伊丽莎白压得喘不过气。这些想法没有一件与我丈夫有关。我们甚至都没睡在一块儿，因为伊丽莎白四处借到的只有几张小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