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孩子（第11/23页）

由于克劳德在这次拯救眼镜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跟我们的关系那么亲近，所以我打算请他做证婚人。

克劳德看着我，干咳了几声：

“听着，老兄，我非常愿意做你的证婚人，这是我的荣幸。但在你决定结婚之前，我一定要告诉你真相。”

“那个把眼镜送还给你的护士，比你近视得更厉害，看她戴的镜片有多厚就知道了。当然，你肯定会说这个无所谓。但我还要告诉你，因为直到她走的时候，你的眼睛都还看不清东西：她起码比你大四十岁，肯定已经结婚，而且至少有一打孩子了。虽说就我们现在这副样子，不应该要求那么多，但是……”

我们在波尔多车站已经停留了三天。车厢里一点空气都没有，大家都快被闷死了。

人类对什么环境都能慢慢适应，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已经闻不到自己身上的臭味，看到有人趴在地上也不再担心他们的死活。饿的感觉也不存在了，只有渴还是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舌头肿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嗓子干得冒烟，吞咽越来越困难。身体的所有不适我们都已经习惯，好像缺了什么都可以似的，睡眠仿佛也可有可无。还有一样令我们不安的，便是人在死前的癫狂。他们站起身，大声号叫，有时还会痛哭流涕，最后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还有点力气的人，只得时不时地安慰身边的伙伴。

旁边车厢里，瓦尔特对大家说，纳粹没机会把我们押到德国去，美国人一定会在这之前解救我们。在我们车厢，为了打发时间，雅克讲故事讲到筋疲力尽。但只要他一停下来，空气便又凝重起来。

不断有伙伴静静地死去，我却在找回眼镜后变得生龙活虎，真是罪过。

7月12日

凌晨两点半，车门突然被打开。波尔多车站上到处都是盖世太保的身影。士兵冲我们大声发令：带上自己那点东西。然后一阵拳打脚踢将我们赶下车，在站台上集合。犯人们有的怕得要死，有的则很高兴能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排成五列纵队，向黑漆漆、静悄悄的市中心走去。天上一点星光都没有。

石子路上不断响起我们的脚步声。大家一边走，一边传递着消息。有人说我们会被带去哈堡，也有人肯定我们要被关进监狱。懂德语的人跟我们说，从德国兵的谈话中听到，全市的监狱都满了。

“那我们这是去哪儿？”一位狱友小声说。

“快点！快点！”一个德国兵一拳打在他背上。

队伍在黑暗中默默行进着，最后来到拉里巴街的一座教堂前。这是我和弟弟第一次走进犹太教堂。

教堂里什么都没有。地上铺着些稻草，德国人将水桶排成一排。我们六百多名囚犯要被分配在三间大殿里。所有圣米迦勒监狱的人被安排在一起，待在靠近祭台的位置。我们一路都没留意到的女犯人们，则在栅栏的另一边。

几对夫妇隔着栅栏找到了彼此。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当两双手再次紧握时，有的人忍不住泪流满面，有的人则只是默默注视着对方。此时此刻，眼神是最好的传情方式。他们嘴里都在轻声说着，无论内容是什么，这样非人的生活都只能让关心自己的人难过。

天亮了，德国兵无情地将一对对夫妇分开，因为他们要把所有女人带去城里的兵营。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每天都一样。晚上，我们会得到一碗热汤、几片菜叶，有时还有点面条。这已经算是盛宴了。德国兵隔三岔五地将一些狱友抓走，他们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有传言说他们被抓去当人质了。只要抵抗分子在城里搞一次行动，他们就杀害几名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