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13/28页）

星期六晚上，父亲和我往往单独在一起。我们经常光顾香榭丽舍大街的电影院和戈蒙大酒店。六月的一天下午，我们走在罗什舒尔大街上——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去了那里——为了躲避阳光，我们走进街边的一间昏暗小厅：三角洲。乔治五世影院，正在放映一部记录片：《纽伦堡审判》。我十三岁才发现集中营的景象。正是那一天，对我而言，事情有所变化。而我父亲，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从未谈起过，即使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

夏季夜晚，我们去吕克或者摄政冷饮店吃冰淇淋，到香榭丽舍大街阿尔萨斯餐馆，或者科利泽街中餐馆去吃晚饭。晚上，我们将他要投放市场的塑料唱片样品，放到紫红色皮革包装的电唱机上。我还记得，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书：《如何交友》，如今想起来，我明白了他的孤独。假期的一个星期一早晨，我听见通向我六楼房间的内楼梯有脚步声。继而，隔壁大浴室传来说话声。几个执达吏拿走了我父亲的全部服装、衬衣和皮鞋。他运用什么策略，避免他们扣押家具呢？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暑期，在默热沃度过，我独自一人，有一个年轻姑娘，学美术的大学生照看我，就像一个大姐姐。公寓关闭，仿佛无人居住了。我们在半明半暗中穿过前厅，前往游泳池。从傍晚五点钟起，有一支意大利乐队，在游泳池畔演奏。一位医生和他妻子将他们家的两间卧室租给我们。怪异的夫妇。妻子——棕褐色头发——样子疯疯癫癫。他们收养一个我这年龄的女孩，同所有得不到爱的孩子一样，性情温柔，我和她到邻近学校空荡荡的教室里度过许多下午。盛夏的阳光下，一股青草和沥青的气味。

一九五九年复活节假期，我的一个同学不想让我关在寄宿学校里，就带我去蒙特卡洛35，到他祖母，德·波利尼亚克36侯爵夫人的家里。她是美国人。后来我听说，她的表弟哈里·克罗斯比37，正是劳伦斯和乔伊斯在巴黎的出版商，三十岁时自杀了。她开一辆黑色轿车。她丈夫经营香槟地区的葡萄酒，战前，他们同里宾特洛甫38过从甚密，当时里宾特洛甫就是香槟酒的推销员。不过，我同学的父亲当年却是抗敌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他写了一本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书，由萨特作序。这一切，都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在这位侯爵夫人家中，有时整个下午，就翻看一本本相册，那些照片始自二十年代，图解了她和丈夫所过的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她愿意教我开车，在弯弯曲曲的路上，就把她十五马力车的方向盘交给我。一处弯道我没有拐好，我们连人带车差一点儿就悬空掉下去。她带我们，她孙子和我，去尼斯，到潘德马戏场看吕伊·马里亚诺的表演。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英国之行，到博恩穆思，魏尔伦居住过的角落：散布在叶丛间的红色木屋、海水浴场的白色别墅……我不打算返回法国。没有母亲的音信。我还认为如果我在英国逗留的时间比预计的拖长些，也会省却我父亲许多麻烦。我投宿的家庭不能留我居住了，我就去一家旅馆的前台，身上带着三千旧法郎，他们让我免费睡在底层的一间改变用途的客厅。继而，我每天早晨上英语课的学校校长，也为我开方便之门，留我住进楼梯下面的一间仓储室。我逃往伦敦，晚间抵达滑铁卢火车站。我穿过滑铁卢桥，只身来到这座仿佛比巴黎还大的城市，我不免胆战心惊。走到特拉法尔加广场，进了红色电话亭，以接话者付费的方式给父亲打电话。我极力向他掩饰我内心的惊慌。他听我说独自到伦敦，并不显得很意外，还以无所谓的声调祝我好运。尽管我未成年，布卢姆斯伯里街一家小旅馆还是给了我一间客房，但是只准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去碰运气，到大理石拱门另一家旅馆，他们同样无视我十五岁，给了我一间小客房。还是唱摇滚乐的阿飞男的英国，是克里斯蒂娜·基勒十七岁从郊区方始踏上的伦敦。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夏天，她当服务员，在贝克街一家希腊小餐馆打工，附近就是晚上我吃饭的土耳其餐馆，饭后我心里慌慌的，沿着牛津大街散步。“而托马斯·德·昆西喝着/鸦片温和而纯正的毒药/想他可怜的安娜梦魂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