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11/28页）

每个星期天，同我父亲一道散步，临时还有他的一个哑角，斯蒂奥帕。我父亲经常见到他。他戴着单片眼镜，头发打的发蜡太厚，坐到沙发上，头靠沙发背时，就能留下痕迹。他不从事任何职业，住在维克多—雨果林荫路的一个家庭公寓。斯蒂奥帕、我父亲和我，我们有时到布洛涅树林去散步。

还有一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去布朗利河滨路那边航运展览会。我们遇见保罗·盖兰，他战前的一位朋友。一个身穿便装的年轻老头，不知他参观展览还是有个展台。父亲对我讲起保罗·盖兰这个人，说他一辈子无所事事，只是骑马，开豪车，勾引女人。但愿我能引以为戒：对，在生活中，一定得拿文凭。那天傍晚时分，我父亲一副失神遐想的样子，就好像刚刚碰见了鬼。我每次又走到布朗利河滨路上，总想起那个保罗·盖兰稍偏厚重的身影，梳成背头的棕褐色头发下，那张脸在我看来有点虚胖。这个问题永远是个悬念：他没有文凭，那个星期天，他去航运展览会能干什么呢？

还有一位夏尔利·达尔通先生。父亲正是跟这个人，也跟他的老伙计吕西安·P，像掷橄榄球似的投电话。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连环画上的达尔通兄弟，后来我发现，这也是阿尔弗雷德·德·缪塞32的一个朋友的名字。这个人，我父亲总以他家族的姓氏称呼他：罗桑（或罗藏）。这个罗桑（或罗藏），酷似演员大卫·尼旺。当初我就觉得，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加入佛朗哥阵营是可以理解的。他坐在沙发上，沉默无语，一连几小时不讲一句话。甚至我父亲不在，也坐在那里。夜晚，我不免想象：他就是一件家具。

星期一早晨，我父亲有时陪我到奥尔良门的罗通德街，拉我上学的专车就在那里等候。我们约摸六点钟起床，父亲还利用我上车前的时间，在奥尔良门的咖啡馆约见人，冬天的早晨天还未亮，咖啡馆的霓虹灯火辉煌。大咖啡壶咝咝作响。他在那里会见的人，不同于他在克拉里支或大饭店所见之人。他们谈话声音压得很低。一些集市商贩，一些汉子，有的红脸膛像推销员，有的样子奸诈又似外省公证人的文书。他们对他究竟有什么用呢？他们的姓名都有地方特色：坎塔尔、舍夫罗、皮卡尔……

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乘出租车去巴士底街区。出租车行驶到一些大楼前，我父亲叫停了有二十来次：伏尔泰大街、共和国林荫路、里夏尔—勒努瓦大街……每次叫停，他都将一个信封交给居民楼的门房。他发掘了一个死掉的公司的股票，在召唤老股东吗？莫非是那家印度支那矿业联合公司吗？还有一个星期天，他沿佩雷尔环城大道投递信件。

有时，星期六晚上，我们去拜访一对老夫妇，法孔一家住在蒙马特尔高地后身，溪水街的一小套房间。在小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装着的军功章，是法孔先生一九一四年战争中荣获的。他从前是搞印刷的，热爱文学。他赠给我圣—保尔·鲁33的一本精装诗集：《玫瑰和路上的刺》。我父亲是在什么场合认识他的呢？

我还记得有个叫莱翁·格兰瓦尔的人，他每周数次，跟我父亲共进午餐。高个头儿，卷曲的花白头发，一颗西班牙猎犬的脑袋，肩膀和目光显得懈怠。很久之后，我惊奇地发现了这个人的踪迹，我在杰稣·安芳特撰写的《德·布罗格利案件》中读到，一家马特萨公司董事长，“寻求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美元的资金”。他联系了莱翁·格兰瓦尔，“一个在卢森堡参加所有重要资本运作的人物”。在让·德·布罗格利、拉乌尔·德·莱翁和莱翁·格兰瓦尔三位先生之间，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他们若是获得借款，就拿五十万美元的佣金。根据我读到的材料，格兰瓦尔在资金运作期间死了。累死的？应当说这种人干起事来不要命，一连几夜不睡觉。白天，他们相互还不断地约见，争取签了他们的“协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