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14/28页）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天夜晚，和母亲及其一个男友在学院街一家阿拉伯餐馆：库图比亚。时间很晚了，餐馆空荡荡的。还是夏天，天气很热。朝街道的门大敞四开。我少年时期的奇异岁月。阿尔及尔是巴黎的扩展，而巴黎能接收到阿尔及尔的声波和回响，就好像西罗科干燥的热风吹到杜伊勒里公园的树木，带来一点撒哈拉和海滩的沙子……在阿尔及尔和在巴黎的街道，跑着同样的小型低座摩托车，张贴着同样的电影广告，咖啡馆里的电唱机放着同样的歌曲，叫卖着同样的油炸土豆丸子。在阿尔及尔如同在香榭丽舍大街，都是同样的夏天。那天晚上，在库图比亚餐馆，我们那是在巴黎还是在阿尔及尔？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用塑料性炸药炸毁了库图比亚餐馆。一天晚上，在圣日耳曼草场——还是在阿尔及尔？——杰克·罗莫利衬衣商店前不久也炸毁了。

一九五九年这年秋天，我母亲在喷泉剧院演一出戏。星期六傍晚放了学，我就到剧院经理办公室做作业。我还在那周围溜达，发现了皮加勒街区，乡野气氛还不如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广场，倒比香榭丽舍大街混乱一点儿。这是喷泉街、白色广场、弗罗绍街，我头一回拂着巴黎的秘密，我虽然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却开始梦想我的生活了。

孔蒂河滨路，新来两个人，住进套房。罗贝尔·弗利，我父亲一个青年朋友，是他的司机，驾驶一辆雪铁龙19型车，陪他到处走，还有罗贝尔·卡尔，是一位裁缝，我母亲跟他联系密切，是为了拍马克斯·佩卡的电影：《恶性循环》，她扮演一个令人不安的外国富婆，一个年轻画家的情妇。

一九六〇年一月，我逃学了，爱上了一个名叫吉吉·达拉加纳的女孩，是我在母亲那里遇见的。我一直走到维拉库布莱的飞机库，又乘巴士和地铁，终于回到圣日耳曼草场修道院，在波拿巴街与河滨路拐角，马拉佛斯兼售香烟的咖啡馆，偶然碰上吉吉·达拉加纳。她跟几个朋友，美术学院的学生在一起。他们劝我回家。我按家里的门铃，没人回应，想必我父亲和罗贝尔·弗利开雪铁龙19型车外出了。我母亲一如既往不在家。必须找个地方睡觉，我就向吉吉和她的朋友们要了点儿钱，又乘地铁和大巴回到寄宿学校。校长同意把我的学籍保留到六月份。但是，学年一结束，就让我退学。

我父亲和罗贝尔·弗利偶尔也会带上我出游。他们沿着法兰西岛39的田野行驶，约见公证人，参观各种各样的房地产。他们在护林人的小旅店里歇脚。我父亲似乎基于一种迫切的理由，一定要到“乡下”休养。在巴黎，我去欧斯曼大街73号找他们，罗贝尔和我父亲在办公室里长时间商议。罗贝尔·弗利蓄留着金黄的胡子。除了开雪铁龙19型车，我不知道他还能有别的什么活动。他向我解释说，时而他也去毕加尔40“溜一溜”，他回到孔蒂河滨路，就差不多早晨七点了。罗贝尔·卡尔将套房的一间屋改成裁缝车间。我父亲给他起个绰号：特吕发丹，假面喜剧41的一个人物。在四十年代，正是罗贝尔·卡尔，制作出头一批化装服饰：扎姆贝拉、卢奇·萨塞尔、姿姿·穆斯蒂克。

我陪父亲去克里斯托夫·哥伦布街，见一个新的“哑角”，一个名叫莫拉夫斯基的人。他住在这条街12号或14号，一家独立的小旅馆里。我在外面等着他，在栗树茂密的枝叶下来回踱步。时值初春。我母亲正在艺术剧院演一出戏，剧院的女经理是亚历山德拉·鲁贝—扬斯基。演出的剧目为《女人要知道》，作者是一位里昂丝绸厂厂主及其女友，演出完全由他们出资：租剧院，付给演员演出费。每天晚上，演出厅都空荡荡的，观众仅有里昂丝绸厂厂主的几个朋友。导演明智地向厂主建议，不要邀请剧评家，借口是他们“恶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