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23/26页）

在翻译策兰诗歌的过程中，王家新一再感受到了策兰诗歌的翻译难度，并以此为基准，确定自己的工作态度。王家新认为，对策兰这样一位诗人，没有任何一个翻译家能说完全理解了他，或是有绝对的把握来翻译他，我们要求自己的，只能是忠诚和耐性，是对诗的敬重以及对翻译本身的局限性的觉悟。因此，对翻译来说，首先要求的是“诚实”。

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王家新与北岛有了一次“交锋”。

2004年，北岛在《收获》杂志上撰写专栏，讨论外国著名诗人的生活和作品，每一篇文章都用很大的篇幅来谈论翻译，将其他人的译作与北岛自己的译作进行对比，并对各种译本的优劣“品头论足”。在当年《收获》第4期发表的《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一文中，北岛对王家新翻译的策兰名作《死亡赋格》和钱春绮先生的译本《死亡赋格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的译作“失去了原作那特有的节奏感”，甚至声称王家新的译文“把诗歌降到连散文都不如的地步”。同时，北岛还对王家新的《花冠》、《数数杏仁》等译作提出了批评。比如，他认为王家新和芮虎翻译的《花冠》有四个“问题”：题目译成“花冠”过于轻率；过度阐释；语序牵强，“洋泾浜”；缺乏语感与节奏感。而在列举了王家新、芮虎和钱春绮翻译的《数数杏仁》之后，北岛将几个翻译家的“问题”上升到了“犯罪”的高度：“我们常说的所谓翻译文体，就是译者生造出来的。我并非想跟谁过不去，只是希望每个译者都应对文本负责。谁都难免会误译，但由于翻译难度而毁掉中文则是一种犯罪。”

对于北岛的批评，王家新写下了长达万言的反批评《隐藏或保密了什么——对北岛的回答》（该文后来收入书中时标题改为《隐藏或保密了什么——与北岛商榷》）发表在2004年第6期《红岩》杂志上，阐述了自己的翻译立场和角度。王家新从北岛至为注重的“语感”和“节奏感”谈起，对北岛的指责逐条进行反驳，并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对策兰作品的理解，并对北岛的翻译态度提出质疑。王家新认为，北岛的译本与此前的很多译本相比，并没有“正确”和“高明”到哪里去，因此，他对的“真理在握”感到难以置信。不仅如此，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关键性的地方，北岛都套用了别人的翻译，包括他所批评的王家新和芮虎的译本以及钱春绮的译本。正如北岛自己在另一篇文章所说，他对里尔克诗歌的翻译是在参照冯至、陈敬容和绿原等人的译本后，“扬长避短”而“攒”成的。对此，王家新不无讽刺地质疑道：“套用、参照或‘攒’用了别人的翻译，而又转过来以权威的姿态对别人进行评说乃至抹杀，这可以说是翻译史上的一个创举。我不知北岛是从哪里得到这种勇气和特权的。”此外，王家新还指出，在介绍策兰和里尔克的长文中，北岛大量引用了别人的传记资料，但又一概不注明出处，而让人误以为这是北岛自己的成果，这种做法“同样使人难以置信”。

最后王家新含蓄地指出了他与北岛更深层次的分歧：

可惜的是，像北岛这样一位我所尊重的诗人却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这样的教益，相反，他的做法和许多指责都已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在人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之后，他出来“总结”了。总结一下也无妨，但其目的应是把人们导向对诗歌和诗人、对那些备受伤害和曲解的精神事物的更深入的理解，而不是别的。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由此，我也愈加警觉到一种文化反思和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如果不把人生这些更内在的问题包括进来，我们就无法面对像策兰和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就不可能从一个更根本的层面上追问文学的奥义，我们就无法进入到它的内部工作。同样，如果到今天仍持那一套“纯诗”的观念，并且对我们自身的贫乏了无觉悟，我们也无法从根本上给汉语诗歌带来一种“突破”。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寄期望于北岛和其他一些中国诗人能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对这个时代的人们讲话，能在诗的语言之间有一种更为纵深的撼动力，甚或能成为如鲁迅所说的那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但现在看来，我们还能抱这样的期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