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51/88页）

对于戈尔丁，床铺与不铺的区别没有意义（基本上，它们从未被铺过）。既然它们常常被堆满个人物品，那么床被占用与否同样都很难被证实。说到朋友肖像或是自我肖像之间的区别，也是难以界定。这便是照片最著名的亲密部分。戈尔丁以同样的方式拍摄其朋友和她自己。她拍摄鲍比手淫。她拍摄自己在床上为布莱恩手淫。过一会儿，她拍摄他的精子浸透蓝色床单。

奇怪的是，戈尔丁床照的绝对坦率把我们带回到尤瑟纳尔笔下的哈德良谨慎的礼仪，皇帝未铺的床印有对他自己死亡的暗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毒品和艾滋病损害了戈尔丁朋友们的身体。所以床不再是寻乐、不洁或放荡的场所，而是疲惫、疾病、衰竭，最终是死亡的地方。曾经精液浸透、一次性物品堆积如山的床，如今转向于极端的洁癖，除了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外一无所有。

这些床铺也成为广大同情心的焦点，因为人们在三四十岁就不得不学习通常在生命晚些时候才需要学的：照顾病人、衰弱者以及卧床者。戈尔丁镜头下的人们躺倒在床，以睡眠消除宿醉，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躺在打开的棺材里，长眠不醒。这些后来的照片微妙地改变了早期照片。照片上躺在床上的戈尔丁朋友——对世事不闻不问——似乎是预言性的：命运的突然终止在等待着他们。

对于最为恶心的床照的奖赏，如果存在的话，可以颁给史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他和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在运用色彩方面都是摄影师中的先驱。1 在1972年，肖尔拍摄了一位朋友的未铺之床，有六个月没换床单。原本床单是蓝色，枕头是白色的。如今枕头是黄色的，床单中间是棕色的污迹和干涸的泥沼。哈德良的死亡暗示了这里已成为可怕地方的事实。这仅是一幅未铺之床的照片，但它是自我忽视的证明，远比戈尔丁明确见证的手淫更令人不安。人们可以回忆起阿勃丝想拍摄海明威和他人脸上的自杀迹象。肖尔拍摄了一些死亡暗示，甚至不用露出朋友的脸。我们对他朋友一无所知，但又没有其他东西需要知道。没有必要拍摄他因为——这张床明确表示——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死去了。

我和那个长凳有特殊关联。

——斯文·伯基特（Seven Birkerts）

尽管可以当床，但长凳毕竟不是床，也不是椅子。椅子可以搬动，以不同方式组合，根据它们置身的社会环境要求重新配置。它们甚至可以享受一下有限的旅行——在巴黎咖啡馆平台上的椅子晚间会被移回室内——而长凳则没有诸如此类的室内生活。长凳就在户外，等待黎明。如此一来，长凳的夜生活可能比椅子浪漫。

布拉塞和维吉当然留意到了这一点。1955年，十五岁离开家，在布莱恩特公园的长凳上留宿多夜的维吉拍下了一对年轻人在华盛顿公园温馨的夜色中，用手提录音机播放磁带。晚上，布拉塞看不到椅子，便设法在圣雅克大道将长凳布置得像电影院沙发或座椅一样诱人又私密。然而说长凳永远不可能变成床，倒不如说长凳——数量极少且令人不舒服——永远不可能成为以性为目的和性交易意义上的床。长凳只是你在落魄困境下睡觉的床，不省人事或无家可归，或两者皆有。到头来长凳对谁能待在上面或者他们可以待多久没有发言权。你也根本就没有机会早入梦乡。你可能不想参加晚会，然而你是人群的一部分，不会允许你说不。唯一的机会是搬走，在其他地方开始新生活——而这又不会发生。每天都像是前夜过后的早晨。如果他们境况没有变好，他们总会回到原地，既然已发生多次，他们对保持整洁倒也不挑剔。长凳是无家可归者的公共家园，永不歇业的酒吧。每人总会受到欢迎，即使在他们潦倒失意时。当人们无处可去时，长凳给予人们庇护，但长凳只能在自身无限的忍耐力中寻求庇护。在长凳上过夜的人保持着残留的自尊，即使他们不是坐下而是倒下。事情有可能变得更糟：长凳要好过地面，就像桌子，桌面总胜过桌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