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49/88页）

台阶可以轻易地变成椅子。偶尔，它们还会变为床。在1890年，年轻的斯蒂格里茨的自拍像就拍摄于科尔蒂纳的一栋大楼前伸展出的四个台阶。作为无拘无束的波西米亚影像，它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在平地上则会好些（卡里斯·威尔逊最终在韦斯顿的1937年的作品中以类似的裸体睡姿出镜），但你将要被接下来的豪饮惊呆，在这样的台阶上会感到放松或找到安慰。斯蒂格里茨的姿态表达了某种艺术抱负，你不会渴望睡在台阶上，却最终睡在了那里。鉴于坐在门廊或台阶上显得亲切自然，而睡在上面则几乎意味着遭到遗弃——至少在美国是如此。

在美国被看作是潦倒的象征，在印度，喧嚣的城市却因相当广泛而显得十分正常。威廉·格德林两度在印度延长行程（1969—1971和1979—1980），这是摄影在次大陆获得的恩惠之一。在贝拿勒斯(38)，每一件事物都不断给人启示。“印度人将印度街道看作是他家的一部分，”格德林在日记中写道，“印度生活最自由的部分就是街道。人们有权利蹲在任何地方……人们睡觉、工作、玩耍、吃饭、打架、放松、排泄、死亡，都在街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发生在那里。”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长凳上蹲着和睡觉是人们陷于困境的标志；在印度，却是轻快和恩惠的证明。在格德林拍摄的夜幕下美国的照片中，他对于什么都看不到的抱怨在印度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他在贝拿勒斯的夜间漫步，拍摄“市民躺卧在狭窄的窗台上”的时候，他们的四肢“弯曲着，具有无意识的美感”。在未标日期的底稿片段中，他写道——并不意味着十分罕见——很高兴看到“你爱的人睡着的样子”。在贝拿勒斯，他满怀爱意，拍摄所有的睡眠者。这些沉浸在梦中的人们的照片，就像为格德林实现了一个梦想。他成为梦想的守护者，如惠特曼的《睡觉的人们》（The Sleepers）度过他的夜晚：

我在梦幻中整夜漫游，

轻轻举步，飞速无声地举步与停步，

用睁开的眼睛低头望着睡觉的人们闭着的眼睛，

徘徊又迷糊，神志恍惚，理不出头绪，自相矛盾，

暂停片刻，凝视着，弯下腰去，又停住了脚步。

有两种空床：铺好的与未铺的。铺好的床友善而诱人，但未铺的床常常更为有趣（即使它们并不特别诱人）。(39)未铺的床比空椅子对拥有者来说更有暗示意味。萨考斯基怀疑空椅子的意义“在摄影前后并不相同”。同样，未铺的床在摄影前后也不尽相同。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床单上有我们在场的淡淡印记。该印记有时被其他粗糙的痕迹所掩饰——斑点，零散的阴毛——我们不愿让他人看到未铺的床（也不想看到他人的），部分在于这是礼貌问题，但也是表达一种更深的恐惧，即死亡远比性更为可怕。在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的《哈德良回忆录》（Mermoirs of Hadrian）中，这位罗马皇帝问道：“当我早起读书学习时，多久会替换弄皱的枕头、凌乱的被套——那些我们和虚无相遇的几近淫秽的证据，每晚我们已经终止活着的证明？”如果未铺之床是死亡之床的原型，那么用这些术语说，照片就是记录某人终将离世的预言。

既然未铺之床具有暗示居住者逝去的能力，多萝西娅·兰格1957年到1958年在加州艺术学院教授摄影时，很自然地布置学生拍摄一个无人的私人环境。消息传到了伊莫金·坎宁安那里，她在床上放些发卡，使之看上去没有铺过，并且拍摄下来。坎宁安送给兰格一张底片，作为礼物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