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公函（第7/10页）

“好吧，那就给你一个少女诗人。”他哈哈大笑起来。

您看看，潘教授，这就是他给自己教过的学生提出的忠告。我这辈子也不想认识什么写诗的姑娘。我老婆虽然不是什么美人，但是配我还是绰绰有余。再说，我身体不好，还要攒着点精力和时间完成我那本研究尤金·奥尼尔戏剧当中东方神话的专着。自从那次在我家喝啤酒之后，方先生见到我总躲躲闪闪的，好像我身上带着肝炎病菌似的。那年夏天我们木基市暴发了流行性肝炎，又凶又勐。显然他很后悔跟我说了那么多他的秘密。但是我并没有把那次谈话当作整治他的把柄，甚至三年后我当了外语系的系主任，也没想过要把他的丑事透露出去。我还是很感谢他当年帮我补课的热心，他的隐私也没有改变我对他的感情。

《叙事技巧》停刊以后，我们系接到了几千封订户写来的抗议信—人家要求退钱。那些钱老早以前已经当作过节的奖金发给系里的教师了，我们只好向订户保证马上复刊。但是除了方先生，谁也没有编辑这份学报的能力。到了秋天开学的时候，《叙事技巧》又重新与读者见面了，方先生还是总编。这一次他被迫在杂志里去掉了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新的《叙事技巧》变得更专注于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发表的文章也更有分量。每期杂志的封面都是光纸印刷，封底上都有一位现代文学大师的照片。方先生的声誉又慢慢开始恢复。他比以前更加勤奋了，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还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鲜花盛开的桥上》。他在扉页上把此书献给海明威，好像这位美国作家还活着，经常和他通信交流创作心得似的。他可能是想表明海明威是他文学灵感的源泉。这本书在文学界获得了不少好评，方先生还作为当代杰出作家风光了一阵子。第二年他就被评为正教授，是外语系里的第一个。他好像命里注定要在文学上干一番成就，但是在接二连三的成功面前，没有几个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方先生在我们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又栽了跟头。那是1987年刚开始放暑假不久。他和我都被挑选参加省里的文化代表团，访问四个美国城市。我被选中是因为我的英语口语不错，又多少了解一些美国文学的情况。方先生是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专家加入进来的。赞助我们这次访美的东道主之一是康涅狄格州的威灵顿大学，那时候正热切地想和我们木基师范学院结成姐妹学校，所以代表团里的一半成员都来自我们学校。

在美国的时候，我又发现了方先生身上另一个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性格特点：吝啬。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是尽可能地在大家付钱的时候上厕所。有两次是我替他付的账。虽说他妻子常年卧病在床，但是他一点都不穷。他儿子每个月都给家里寄不少钱。和我们这些真正的穷教师不一样，他在银行里甚至有一个外汇账户。他如果只是占我们这些中国人的便宜也就算了，最让我无法容忍的是他居然在人家美国人的身上也耍这一套。他有好几次喝完了咖啡、茶或是其他饮料后等着美国人帮他付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该他似的。我真不明白他干啥要像个要饭的那样丢人现眼。我们出国的时候，国家每天给我们二十二美元的零花钱。这点钱虽然不多，但一个人总要有点尊严吧。我不明白像方先生这样一个小气鬼怎么会是勾引女人的高手。有一次他在餐厅里点了一客果馅奶酪卷以后，居然要一个美国女作家替他付钱。他漫不经心地说：“我没钱了。”那位高个子美国女作家的头发是红色的，为了见我们还刻意打扮了一番：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对襟小袄，耳朵上戴的耳环是一对中国明朝的铜钱。她有一个很讨厌的习惯—每句话说完以后还要加上一句：“懂我的话了吗？”她听了方先生的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本来微笑着的脸变成了鼻眼扭结的苦瓜。她朝我转过身来，一双深陷的绿眼睛好像在发问：他是不是神经不正常？我愤怒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用中国话对他说：“拿着。明天早上还我。”那一次他倒是自己掏了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