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很美（第59/62页）

有一下他乱了脚步，忘了自己在吹什么，紧抓住裁判数点梯的第八和第九个横档。接着，使出所有力气他搜寻着最高音，够到了——刚好——然后一飞冲天在这一飞的最高点，在重力再次出现之前，有一刹那完全的失重——明亮、清澈、宁静——然后落下，滑出一个漂亮的弧线，坠入布鲁斯深沉的呜咽。于是大家意识到，那就是他一直在表达的东西——一个坠落之梦。

停下时他已汗流浃背。他轻轻点头，轻得就像和缓下来的痉挛。围绕他的只有狱友们沉默的倾听。不仅是犯人们的沉默。还有那些监视着的看守，他们灰色的沉默。一根警棍在一张坚硬的手掌里敲着四四拍。军帽，水泥，沙粒被踩碎的无声尖叫。很快将不止如此。

没有掌声。每一刻都感觉下一秒就能听到第一声拍掌；但结果只有这漫长的沉默之音，不可思议地绵延着，就像面前的悬崖并不存在。每个人都感觉到操场上的沉默，感觉到监狱工厂里一台机车在铁轨上的引擎排气声。也感觉到这沉默是对音乐的一种致谢，一种共同意志的表现，散发出一种明显的高贵；而它又是多么容易被一声尖叫或高喊所摧毁。那沉默同时也是有形的，它凝固了时间。没有人动，因为要在这样的地方保持沉默，时间必须停止。然后必须发生点什么，来打破沉默，来把时间解救出来。警卫们觉察到那一分一秒堆积升高的紧张感——就像临时搭建的路障：强行通过也许会挑起一场骚乱。所以他们等着。沉默在焖烧；焖的时间越长，最终爆发的动荡会越激烈。从寂静到喧闹：金属、叫喊、火焰。一支来复枪保险栓的咔嗒声就足以引发一切，其作用相当于时钟重新启动那试探性的第一声嘀嗒——时间动起来。沉默仿佛一道缓缓延伸的地平线，一道远方的风景，让监狱的高墙显得无用而渺小。漠然而悄无声息地，典狱长已走出办公室，静静地站在阴影里。

囚犯们形成一幅地图，他们目光的等高线勾勒出一个淡淡的人影，他安静地呼吸着，怀里抱着锈迹斑斑的萨克斯，一只手抬到嘴边清了清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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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他第一次到纽约演出，地点在先锋俱乐部。他已经五十二岁，吹奏时仿佛在蹚过一片疼痛的沼泽，这让他像拄拐杖一样紧抓着萨克斯。内脏火烧火燎，来来去去的痛感深藏体内，周身总有一种隐约的麻木。

以前，他经常发觉自己边吹奏边思考，对自己的技术有所意识，这令他既分心又放心，因为这意味着在一阵阵自我意识的间隙，他可以完全纯粹地演奏——最无意识的时候，他吹得最好。于是到了某个点，演奏就变成一种狂野的技术遗忘症。而现在，知道自己已处于人生最后的岁月，他反倒能无比彻底地融入音乐，习以为常地抛开所有自我感，几乎是自动地游离或超越于自我之上。每个音符都在渴求着布鲁斯的抚慰，即使最简单的片段，也像伟大的安魂曲那样令人心碎。意识到这一点，他对长久以来一直抱有疑惑、不解和期望的某种东西感到豁然开朗——那就是，虽然他把生活搞得一团糟，但那并未使他荒废自己的才华，因为作为艺术家，虚弱对他至关重要：在他的音乐里，虚弱是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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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劳丽安排了一次跟医院精神科主任的会面，亚特正在接受他的美沙酮疗法。整部现代爵士乐史，就是一部音乐家们最后被送进这种房间的历史；墙面和服装的雪白，仿佛是对昏暗的夜间音乐世界做出一种否定。甚至医生还在说的时候，亚特就已经忘了他在说什么。那就像每过一分钟都要睡上几秒，或者有几个画面从时间中被抽走了。他已经好几夜没睡，而现在每天的节奏似乎变得飞快，于是他不停地在几分钟的清醒和三十秒的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一闪一烁。可卡因，海洛因，美沙酮，酗酒——最多每天一加仑的劣质酒，他的身体终于在他的施虐下崩溃了。疾病和手术让他变得千疮百孔：他的脾脏破裂，被切除，然后是肺炎，腹疝，肝又出了问题，他的胃全坏了，胀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