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城市大变革(第10/16页)

他对新生活兴高采烈,并不确定是进画室还是找工作。他开始和一个名叫爱洛漪丝的年轻裁缝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一起搬进了雅科布街的一个小工作室兼卧室的房子里。他最终进了夏尔·格莱尔的画室。他在画室里花的时间似乎不多,但在那里所学的东西是有着长久的价值的——线条比色彩重要;在所有色彩当中,黑色最重要;黑色是“万能的和谐色”。

随后,他和爱洛漪丝从雅科布街搬到了一个廉价的地方,后来又搬家了。一个学生记得:“我觉得他在任何房间里都不会待长的。”他的钱总也不够,却总到卢艾特那样的价格昂贵的饭店中消费。那里有名的勃艮第葡萄酒1法郎一瓶,可以让艺术学生无限制地赊账。

他学生时代圈子里的另一个人说:“他虽然生性放纵,喜欢享乐,但他的才华得到了发挥。”实际上,韦斯勒比看起来的要用功。某种程度上说,他无时无刻不在工作。有人说:“他作为学生所享受的一切都变成了一位画家的财富,晚上和他一起跳舞的女人,白天就是他的模特。他绘画,把铜版画做得活灵活现,在卢浮宫花很长的时间临摹。”

他在法国学生中交了很多朋友。有一个名叫亨利·芳丹·拉图尔,和他交往一生。他开始还往返伦敦,1959年和爱洛漪丝分手后,就搬到了伦敦,他做学生的日子结束了。不过,这绝不意味着韦斯勒和巴黎的关系,或巴黎和韦斯勒的关系结束了。

离开时,他欠饭店老板卢艾特先生的3000法郎,及时还清了。

在离开索邦学院不到20年的时间,查尔斯·萨姆纳成了美国政界一名最有辩才的人物。他身材高大,英语功底深厚,声音低沉有力,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鼓动起听众的演讲者。他一旦释放出对事业的热情,很少不会激起暴风雨般的批评,甚至是怒火的。他曾呼吁世界和平,无所畏惧地反对墨西哥战争和奴隶制,却很少关心得罪了什么人。他的朋友们为他的安全担忧,托马斯·阿博斯顿从英国给父亲写信说:“看在老天的份儿上,他帮助别人时千万别伤害了自己。”

萨姆纳不断地“质疑”奴隶制,让他在全国的政界越来越有名。他是自由之土党的创始人之一,1851年,40岁的时候,被选进了美国参议院。看到了黑人学生在索邦学院的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国内对黑人的态度是“违反自然的”。萨姆纳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奴隶制的憎恶,在这件事情上绝不让步。他写道:“我认为奴隶制是罪恶,是个人和国家的罪恶,停止实施奴隶制是每个人的责任。”

1856年6月9日,萨姆纳在美国参议院受到野蛮袭击的第一条消息传到了巴黎。几天之内,整个欧洲都知道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

袭击发生在5月22日,萨姆纳在这一周早些时候发表了他最长最尖锐的,同时也是观点最明确的演讲。他称之为“反对堪萨斯的罪恶”。和韦伯斯特对海恩的回答一样,这也是参议院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讲之一;这是在两天会期的会议上,对所有参议员进行的演讲,又是马萨诸塞的参议员站在了台中央。

但是和韦伯斯特不同,萨姆纳出于愤怒,进行了人身攻击,这在参议院的传统中是不能容忍的。这次演讲的效果以及随后萨姆纳所受到的袭击,都产生了比韦伯斯特演讲要大得多的影响。

萨姆纳事先告诉一个朋友,他要揭露奴隶制“全部的罪恶”,“毫不留情”,他做到了。这篇演讲印刷出来长达百页,他记住了每一个字。他不仅仅声讨了奴隶制这个“卑鄙的怪物”,揭露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欺骗性”(这是辩论的核心),而且还挑出了几位犯了永恒的“人性错误”的参议员进行了尖刻的挖苦。其中有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安德鲁·P.巴特勒。萨姆纳把巴特勒比做了愚蠢的老堂吉诃德爱上了“奴隶制这个妓女”,“他张不开嘴,但是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