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11/21页）

这种好奇心的自然结果是，我用自己的双手借助于铅笔和打字机，不由自主、激情勃发地开始在咖啡馆里、在地铁中、在火车上为报纸撰稿。我跟“事件”的关系仅仅在于我觉得自己是“在场者”，感觉自己生来逢时。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极其重要。我没有进行太多的挑选。早晨我出门上路，穿过杜伊勒里宫花园的郁金香花圃，开始做报道……假如哪栋房子失火了，我会立即冲进去；我感觉那房子似乎是“为我点着的”，因为我在场，因为这个场面我只能看到一次，此时此刻，我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星球上，在法国人中间……尤其是，那栋正在燃烧的房子是“法国的”，因此要比葡萄牙的房子“更有意义”；我必须迅速、仔细地进行观察。写新闻报道也可以成为一件苦差事，可以是一项“使命”，但绝大多数时候，它只是一种紧张状态而已。我总是时刻警惕着，仿佛巴黎和欧洲大陆的所有报纸都需要我提供新闻填充版面。我急匆匆地吃完午餐，胡乱抹了一下嘴，立即直奔议会大厦去听卡约[260]的讲演，好像这事跟我有关系似的……但这真的跟我没关系吗？莫非在万象中、俗世里、地球上所能意识到的所有事情真跟我，跟我这个同时代人，跟我过客的灵魂无关？卡约在讲演，其实我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但我屏息静气地坐在议会大厦的旁听席上，出神地盯着国家政要们肥如仓鼠、忽红忽紫、吃过午餐的脸。当然，不少人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形形色色的法国人在大厅里用拳头捶椅子，在厅外走廊里大喊大叫，享受各种方言的欣狂。中午，他们在波旁宫附近的小酒馆里用午餐，胃里灌满了勃艮第葡萄酒，从他们的呼吸中能闻到大蒜味，他们滔滔不绝，醉意醺醺，满腹伎俩，夸夸其谈；不管怎么说他们在这里是民主的卫士、文明的最后堡垒，除了维护地方利益和拉选票外，他们还代表这个付出巨大代价、举步维艰、虽不完美但毕竟在向更高的人类准则前进的欧洲。与此同时，他们毫无疑问地也在做生意，贪婪而执着；必须抓紧时间，这个国家很大，裙带关系都饥肠辘辘，总理们像走马灯似的上台下台。我永远不能理解法国党派政治的瞬息万变；我不理解，因为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无法集中心思听他们解释。但是这一点我能够理解：第三共和国在也就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百一十或一百二十届政府内阁不得不为饿得发慌的一代代人提供职位和津贴——总理们在宝座上的时间以小时计算，他们不得不发疯似的任命亲属和助选人，向他们发放退休金和养恤金。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议员们，总理们和那群紧随其后，渴望获得职位、生意和薪水的隐形帮伙……我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坐在议席上的民主代表们，像听一场酒气冲天、怒火万丈的斗殴音乐会——他们单枪匹马，或许只是些偷鸡摸狗者，不过聚集到一起还是颇有力量，颇具权势，还是有良心有纪律，在决定命运的问题上还是有民族的良心、法国的意志。卡约在讲演，白里安[261]在讲演，普恩加莱[262]在讲台上拍桌子，情绪开朗的布伊松[263]议长带着资产阶级的傲慢和无党派的气质不露声色地正襟危坐。除了政治之外，法国议会还是雄辩与风格的自由大学；人们对发言者的讲演风格、定语的清晰和力度、谓词的力量、句与句连接的乐感所进行的评论，跟对其政治理念进行评论一样认真。

我还去了里尔[264]，我是乘特快列车去的，因为有一位绝食艺术家已经三十天没吃东西了。我去机场等候林德伯格[265]；他走下旋梯时，所有人都激动得流泪，大声呼喊，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魅力……我参加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葬礼；我在火车站等候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266]；我在奥赛火车站等候流亡的西班牙王后，看到她到达和流泪……我去过凡尔赛宫，见到了下台的白里安，看到他步履蹒跚地走下台阶，再次感觉法国人是对的，在这一刻，他们需要的不是仁爱、天才的白里安，而是不怎么仁爱、较为粗莽的杜美[267]。我去造访哈瑙夫人，听她讲据她所知谁在法国偷得最多；我还去过塞茜尔·索莱尔[268]家，她给我看了她的浴缸；我去拜访了住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269]，他用不容辩驳的声调高声朗诵了他新剧本中最打动人的一段戏。我目睹过死刑，做过关于卢尔德[270]的报道。我坐在宣誓就职大厅里听小个子、红头发、枪杀哥萨克酋长佩特尤拉的乌克兰钟表匠自白，他自豪地说：“因为他杀害了我的全家，所以我冲他开了六枪。在他倒地后，我又向他补了一枪。”他一边说一边得意地微笑。我认真注视着他的微笑，努力在心里原谅斯托尔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