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16/20页）

知为什么，我怀着一种恬不知耻、孩子式的自信，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92]等为《法兰克福日报》写专栏，他们的名字在中欧家喻户晓。报纸是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在埃舍尔谢梅尔大街一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编辑的，临街的墙壁刷得就像一座猎人城堡，夹在两座蒸汽磨坊中间。但是这份在这幢房子里编辑并印刷的报纸，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大影响。它的一条社会经济新闻，能够触动纽约或伦敦的股票市场；它的一行评论文字，每周让谁的名字出现两三次，足以让一个文坛新手在德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我带着一股盲目的自信开始写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不知道世界各地的读者对报社同仁的期待。我凭着源于潜意识的自发性理解与冷静，将自己的观点和对人对事的看法付诸笔端，就像米克萨特[193]在故事中描写的那位乡村铁匠用小刮刀做眼科手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文字该负的责任，这时候我才感到敬畏。但是在那之前，我已经写了好长时间，现在回想，《法兰克福日报》出于让我无法理解的善意刊登我的文章。我为这家久负盛名、切实代表欧洲精神的报社工作了许多年。他们从来没有派给我任何无聊的任务；后来，我从国外，从巴黎、伦敦、耶路撒冷、开罗写文章寄给他们，我在篇幅有限的短文里写下所有可能引发读者兴趣的见闻与随想，写下某个特殊人物的声调，写下凯约[194]讲演的手势，写下杰里科[195]一位妇人的脚步，写下马赛一个跑堂的烦恼，写下里昂旅馆里的杂乱无序，写下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或一个皮革商写的小书；总之，我构思巧妙地写下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发表在《法兰克福日报》上……那段时间我用德语写作，好像我真会德语似的；我的手迹原封原样地印在这份影响 巨大、语言考究、门槛很高的报纸上。报社老板兼主编亨利·西蒙满怀善意地关注我的每个细微尝试，自始至终都对我的文章大开绿灯。

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把写作当成自己的“职业”，我想，我根本就没把自己跟这份“外国报纸”之间的关系当成多大的一回事。至少对我来说，文章登在《法兰克福日报》上，还是登在考绍报纸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考绍和法兰克福评论家对我文章的看法同等重要；在我看来，都是在大报的星期日专栏版发表文章。在我的生活中，一切就这样一蹴而就。如果我特别“想”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发表文章，可能他们理都不会理我。一位新手要想跨进一家佩斯周报编辑部的门槛，肯定要比被这家世界级大报接受更难。对于写作，对于词语的分量，对于文字的后果，我根本毫无概念。我写文章就像一个年轻人的呼吸，抱着某种粗野的欢乐张大肺叶。我不知道一位年长、博学的作家为了能在这家报纸上发表几行自己的文字要走东闯西地花费多少精力；我不过把为大报工作视为一种消遣，他们为此支付昂贵的费用。我后来意识到，根本没必要向他们讨钱，如果完全听凭他们确定稿酬的额度，我会得到更多。在我离开法兰克福后，他们打电话到巴黎，派我去伦敦出席某个政治会议，或到日内瓦做一些“丰富多彩”的政治报道，或到意大利、比利时的某个“发生了什么事件”的小城市，或派我去东欧几个月，他们支付全部费用……我知道了，为《法兰克福日报》工作没有必要给他们寄费用清单，从来不需要我伸手要，报社就会主动给我汇足够的经费。

这家报社非常出色，就像一个小国的外交机构那样敏感。他们的外交官们坐在纽约、伦敦和巴黎，享有威望的编辑部能够通过电报、国外评论影响伦敦的时尚潮流……对报社而言，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有趣的则是对事件的政治意义进行评论，确定各种时代现象的精神或文化的历史地位。人们都说，德国的重工业是报纸的经济后盾；但在20年代初，这个传闻并不属实。德国工业最大的控股公司插手媒体是后来的事，更后来才是第三帝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对媒体都很谨慎；或许，在第三帝国时期，《法兰克福日报》是唯一一家纳粹很长时间都未能“操控住”的报纸。为了保持报纸的信誉、精神的高尚与独立，这份报纸以大家庭的方式在法兰克福总部进行编辑；亨利·西蒙统管一切，事无巨细，即使一日出三份报纸，任何一个栏目都不会刊登一则无意义的消息，每则消息都要经主编兼社长亲自过目。他们只要接受了谁，就会将谁视为家庭成员。只要是他们相信的人，随时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的确，在这份报纸里刊登的每一行字，都必须能够经得住考验；从他们手里绝不会漏出一行随便或懈怠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