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18/20页）

K和女伯爵，这两个人由一条牢不可破的纽带生死相系。如此牢固的人与人关系，我后来不曾在任何人身上看到过。我都不清楚，“他们活得好不好？”——通常被称为罗曼蒂克的东西，大概不是以这种依存关系为特征。他们是在患病的时候相识的。后来，K的病好了，但妇人患的是不治之症。女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与“健壮”、“沉静”等通常用来形容奥地利贵妇的概念毫无关联。她个子很高，消瘦羸弱；皮包骨头的脸上，只有一双充满激情的眼睛格外生动，那是一双因死亡恐惧而显得高贵、因人类团结而散射温暖光芒的眼睛。她自己缝制的衣裳和踱步时不安的神情，都让德国人惊叹不已。我们在城里所到之处，都会招致敌意的目光，因为在女人身上，总有什么让人感到与众不同，某种既令人害怕又让人着迷的鹤立鸡群，一道在痛苦、彻悟和激情中经受过洗礼的精神光芒。我们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鸦雀无声。女伯爵走在前头，目不斜视，低着脑袋，像微服出逃似的穿过人群；随后是K，腋窝下夹着两条狗，他那副淡漠、抱怨的眼神惹人反感，充满猜疑、暴躁和忧伤，已经准备好立即给让他生疑的人写加急挂号信；我只是这行人里的一个小无赖，扬扬自得地走在队列最后。

女伯爵的父亲是奥匈帝国的一位大使，母亲是一位奥地利女男爵；女伯爵的孩提时代是在父亲出任外交官的地方度过的，从小就生活在大世界里。她嫁给了鲍尔提男爵，曾跟丈夫住在立陶宛的哪个地方，后来由于患病，从那里去了达沃斯，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过丈夫的领地。她能讲能写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翻译厄普敦·辛克莱尔[198]和查尔斯·佩吉[199]的作品；辛克莱尔用很小号的打字字体给她写过厚厚一大摞信，不管是谁，只要接触到这颗心灵，就会跟她成为一世的朋友。在政治上，她抱着充满激情的左翼观点；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能将个性的傲慢与自己的言行，将无可仿效的知性女神做派与“女革命家”激昂的献身行为如此绝妙地结合到一起的女人。不管她坐到哪儿，那里就立即形成沙龙，所有人都会围绕着她——有的时候，一些狂热、暧昧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坐在这个“沙龙”里，因为在K的周围聚集了不少崇拜他的“革命者”——他俩也不得不扮演沙龙主人的角色。每天下午，我们都这样待在女伯爵的客厅内，手里捧着茶杯；作家，工人，革命者，法兰克福的理论家和贵族们，都温柔地集聚在她的裙角下；无论是谁，只要一走近女伯爵，就再不可能从她身边逃走。我们举办“社交活动”，应邀前来的客人们感觉自己置身于女伯爵担任大使的父亲在开罗或巴黎的奥匈帝国大使馆的宫殿内喝午茶。女伯爵主持“社交活动”——K则坐在某一个角落，宠护他的爱犬，用怀疑的眼光左顾右盼——应邀而来的客人们乖觉地追随那躁动不安的高贵心灵，浮游在文学与政治的战场上空。

不，这个女人不是“蓝丝袜”。在她羸弱、病重的躯体里，蕴含着能够蛊惑民众的力量。她的肺脏几近萎缩，即使这样，她仍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伏身坐在打字机前，嘴里总叼着一支英国或美国产的很粗、冒烟的鸦片雪茄。她很少上街，害怕人们的眼神。有一次她跟我说，“她非常可怜那些人”。她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阶层与过去，带着某种忌妒的怀旧之情憎恨它们。那些不时聚到她身边的人，时过不久会彻底消失，许多时候连姓名都不会留下；革命者们隐藏身份光顾女伯爵的沙龙，他们仿佛有一个誓约，都从来不讲更激烈的细节……有一天，一位有着女性般白皙面孔、留着栗色胡须的男人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上，他的手白皙、光润、柔软，目光迷离而狡黠，他坐在我们中间，断续、干巴地回答我们的提问，极力隐瞒自己的名字。有人传言，他是法兰克福一家汽车厂的工人。虽然他去哪儿都穿一件工作服，但从夹克细密的布纹看，肯定出于一位好裁缝之手；从雪白、光润的指甲看，那双手从来就没沾过机油碰过铁粉……他的头颅形状、嘴和额头，都很像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毫无疑问，关于这个人的传说很快就开始在沙龙里流传。在女伯爵充满魔力的气场里，有过许多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无名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