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15/20页）

在那段时间里，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年轻人，谁也不是，也没想成为什么人。当时，文学对我而言还只是团迷雾，只是一个朦胧、痛楚、恼人的含混概念。刚一开始，我就像一部罗曼蒂克小说里的主人公，整日游荡在法兰克福。中午起床，之后在市中心广场上气氛高雅的豪普特瓦咖啡馆里坐到深夜，抽廉价、甜味的英国雪茄，可以一连几周只读一本书。在那段时间里，我自己发现了一位名叫列内·希克莱的阿尔萨斯[189]作家，对他十分敬重。我记得，我在他身上感到一股“欧洲爱国主义精神”，并为之所吸引。我对每一位新认识的人，都从这个视角进行审视，我想知道，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欧洲人？在某个波兰沙龙或丹麦大学里，到底有没有这类首先作为欧洲人、之后才作为丹麦人或波兰人高谈阔论的人？那时候，库登霍夫·卡莱基和胡伯曼·波罗尼斯拉夫[190]还未提出他们的泛欧洲主义观点，但空气中传播着类似的口号。有时我真以为，生活或文学将一个个这样的“欧洲人”推到我跟前。但是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流浪汉或冒险家，他们是被富有的城市吸引来的。

我听漂泊者和流浪汉们说，在法兰克福所有人都给他们施舍，只有古杜拉夫人不给；她觉得，她的孩子们已经给得够多的了。这座城市，简直像一个洛可可沙龙。有一天早上我睁眼醒来，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它接受了。在这里有18世纪人理解的那种“社交生活”；在宫殿和沙龙里，极具修养的富豪们以名副其实的欧洲人方式生活着——在这座城市里，人的心灵需求要比肉体生活的林林总总都更强烈，更通达。人们在宫殿里过着隐居生活，四周摆满了哥特和印度风格的收藏品。他们跟世界著名的作家、银行家、学者和神秘人物通信——有一天我应邀去喝茶，被一位身穿白礼服的男仆引到客厅，我才意识到，正是那些我从来没有见过、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统治着这个工业发达与精神丰富的国家区域。这个意外发现，要感谢我在大学结识的新朋友汉斯·埃里希。汉斯·埃里希对德国了如指掌，特别是这个封闭、矫情、法国味的法兰克福。汉斯·埃里希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富有的西里西亚工厂主的儿子，他的博士学位课题是斯宾诺莎[191]。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同时还加入了另外一个活跃在欧洲各地、由某种戚戚相通的文化自罪感集聚起来的国际组织。我对他心怀感激，另外，从我见到他的第一刻起，就怀疑他是一名同性恋者。但我这个猜测从来没能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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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埃里希住在离我很近、环境优雅的帝国饭店，他的女朋友是帝国议会的一位社会主义党女议员。这位年轻女士留给我的印象，只有那双嘲讽、聪颖的大眼睛；出于过分的虚荣，她总是在装束上竭力符合自己女议员的身份，总是追赶大城市知识女性的时髦。我跟他俩一起参加工人集会，去法兰克福的贵族沙龙，能够参加这种小圈子聚会的都是些已在某个领域卓有名望或可以信赖的佼佼者。汉斯·埃里希和我算不上什么成功人士；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帝国议会的女议员总会抱着某种期待。事实上，这两个团体对邀请的客人都很挑剔；的确，进德国工人圈子要比进摆满哥特风格雕塑的市民沙龙更困难。

在法兰克福，在这座多愁善感的城市里，不出几个月我的名字就广为人知。就像在生活中发生的所有至关重要、决定命运的转折一样，这次也是在未经筹算、揣测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想来我下定决心、在纸上计划要实现的东西，在生活中一样都没有成功；但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活在与以往截然不同、内容全新的生活里。我就这样去的《法兰克福日报》报社，有一天我去报社造访，给专栏编辑吉克先生递了一张我的名片。编辑立即接待了我，我给了他一篇文章，然后惶惶不安地告辞离开。要知道，《法兰克福日报》对德语水平的要求苛刻至极，简直像提防七首毒龙。当然，在德国这份能够称得上唯一名副其实的世界报版面上，一个副句里的连词符号，永远不会比副句的思想内容更重要。当时专栏有三位编辑：吉克先生是那种心地善良、自命不凡、中规中矩的公务员类型的记者，贝恩哈德·迪博尔德是一位评论家，还有一位则是可爱、热心但完全不能让人信任的酒鬼威洛·乌尔。我的文章第二天就发表了。我并没感到意外，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