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14/20页）

我曾经相信，现在才真正相信

我的命运时而奇妙，时而卑微

我继续恪守信徒的教规。

9

在法兰克福，我在棕榈园附近的利比希大街租下一个房间。房东是一位驼背的裁缝，他在我搬去后的第二周结的婚。他娶的女人又高又瘦，让人联想到神话中的女性人物。新婚之夜，她跟裁缝在隔壁小屋里做爱，午夜激战；驼背裁缝是个性虐待狂，用鞭子抽他两米高的妻子，新娘被抽得亢奋地呻吟，整夜欣狂地叫喊：“你太棒了！”我饶有兴味地偷听这不同凡响的洞房狂想曲，丝毫没有厌恶感，一点不觉得有什么意外。我对一切都感到熟悉和自然，觉得不过是人生常态。这种态度不可能学来，而是精神气质的自然结果。有人敢吃老虎肉，法兰克福裁缝鞭挞妻子，女人亢奋地呻吟：这就是生活，我在天亮时想。新婚夫妇累了，我也睡着了。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我都站在窗前探出头张望，看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年长的祖母古杜拉老夫人布巾缠头，罩着披肩，打着蕾丝边绸伞，坐在由两匹黑骏马拉的轿车上。她住在街道尽头、坐落在巨大园林正中的罗斯柴尔德城堡里。园林四周，昼夜都有持枪的警卫把守。古杜拉夫人透过轿厢的小窗温和地跟法兰克福市民打招呼，市民们摘下帽子向她致意，好像是对古代封建社会的公爵夫人致意。她年龄很大，干瘪的脸上布满皱纹。在驾驶位上，坐着头戴大礼帽、脚蹬漆皮靴、身穿白裤子的马夫和男仆，马车就这样在“革命的”德国共和国里招摇过市，简直像在示威游行或公开叫板。国王和王储们都逃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留了下来。古杜拉夫人置身事外地住在她的法兰克福城堡里，她的儿子们、亲戚们和住在巴黎、伦敦、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后代们每年只有一次借某个家族庆典之机，从世界各地赶过来探望她；每逢这种日子，利比希大街的所有窗户前都站满了人，当地居民争相目睹这个王朝的嘉年华。

这个家族在法兰克福发迹，钱多得就像博肯海姆大道宫殿前金属围栏矛尖上的镀金。钱在这座城市里落户，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雨已站稳了脚跟，辐射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一切都要用黄金打造。这个王朝还有一位成员住在法兰克福，他就是罗斯柴尔德男爵；在他的办公室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乞讨者接踵而至，其中有不少匈牙利流浪汉。这些游民带着写有准确姓名和地址的名单来到德国，就像勤奋的代理人，抱着做生意的态度逐个造访所有的慈善家、宗教组织负责人、各政治党派和国家或城市的慈善机构。有一个流浪汉，一个身高马大的塞凯伊[187]男孩还找到了我，声称是我在佩斯的一位熟人介绍来的，他在我那里借宿，跟我要干净衬衫，并向我借钱，并出于感激给我看了一份这样的“施主名单”。那是一本相当厚的小册子，用化学墨水写的，不知抄写过多少份，在每位施主的名字和住址旁，还简明扼要地注明了每个人的“软肋”；比方说，对拉比[188]要称自己是流浪的犹太人，对牧师要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在党部要称自己是逃亡的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要称自己是共产党员，对民族组织要称自己在为爱国行动募捐，在特别愿意呵护音乐家的罗斯柴尔德—戈德史密斯男爵的办公室里，则要称自己是游走世界的音乐家。男爵给每位造访者一张火车票和五十马克；当然，火车票随后会被卖掉。我的造访者是一个细心、谨慎、性情平和的人。他旅行不带任何行李，只带着那份“施主名单”，身披一件破旧雨披，口袋里揣着各种稀奇古怪、令人不安的东西来到我家，我记得有流行小说、放大镜镜片和一条很粗的船用缆绳。另外，他在德累斯顿银行的一家柏林分行开有账户，在流浪途中每天还能挣两三百马克，讲一口带塞凯伊口音的匈牙利语；他是一个生活节俭、行事周密的人，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勤奋的小公务员。后来，我跟他在柏林重逢，那时候他已是一家大电影厂的一名经理。在那些年里，我遇到不少类似的人物。他们被暴风雨席卷，没有“原则”，没有目标；的确，连良心的不安都没有。他们只顾生活，现实而具体，把谋生当成一个职业，不大在乎世界观和社会良心。后来，地址在他们手中互相传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有才华，但并非是在某个领域，而是一般而言，就像动物；他们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逃避工作。不管怎样，他们注重“生活”，注重特殊的同盟，注重人的本性。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偷过东西，如果借钱，大多数人都会寄还。总之，我觉得自己多多少少跟他们有一点亲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