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三章（第5/17页）

……我在咖啡馆里看晚报，据说米赖斯的律师拒绝透露利用的资金数目，因为这牵涉到一些“地位显赫的人物”。于是我对一个熟人说道：

“但是为什么检察官不责令他讲，为什么报纸不坚持这一点？”

熟人拉了拉我的大衣，向周围瞧瞧，又用眼睛、胳臂和手杖向我示意。我没有在彼得堡白住，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便开始跟他讨论用塞尔查矿泉水冲苦艾酒的问题了。

走出咖啡馆，我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伸出小小的双手迎面跑来。走近以后，我发现这是达里蒙19。

“您回到了巴黎，一定觉得很高兴吧。”这位左派议员说道。“啊，我想一定是这样！”

“不见得太高兴！”

达里蒙一下子愣住了。

“哦，达里蒙太太和您的孩子好吗？要是他的身材没按照父亲的规格生长，他现在想必很高了吧？”

“一切照旧，哈哈，很好。”于是我们分手了。

在巴黎我感到窒息，直到一个月以后，当我透过雨和雾，重又望见英国那泥泞的白垩质海岸时，我的呼吸才觉得自由。在路易-菲力普时代，一切都像太小的靴子，使你感到夹脚，现在，这双靴子却变成了脚镣。我没有经历过在建立和巩固新秩序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变化，我是在相隔十年之后来到这里，我面对的一切都已定型和完成了……何况巴黎已面目全非，它那些改建过的街道20，尚未完工的宫殿，尤其是我所遇见的人，都使我有陌生的感觉。这不是我爱过和恨过的那个巴黎，不是我从童年起向往过的、后来又带着诅咒离开的那个城市。这是已失去了个性的巴黎，冷静的、不再沸腾的巴黎。一只强有力的手压在它的身上，随时随地准备收紧缰绳——但目前还没有必要。巴黎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第二帝国，以前那个时代所表现的一切习惯几乎已荡然无存。“不满者”丧失了严肃和坚强的一切，不再足以与帝国相抗衡。塔西佗式共和主义者的回忆和社会主义者的模糊理想，并不能动摇皇上的宝座。对付“幻想”，警察的监督是不必郑重其事的，在它看来，它们并无危险，只是有些妨碍治安和秩序。“回顾”比“希望”更麻烦，对奥尔良派更需要严加防范。有时专横的警察会突然伸出拳头，显得不可理喻和粗暴，但这能够引起对它的畏惧感；它故意在两个街区制造了两个月的恐怖气氛，然后又缩回了警察局的后院和政府机关的走廊。

实际上一切都平静无事。两次最激烈的抗议并非来自法国人。皮亚诺利和奥尔西尼的行刺是为意大利复仇，为罗马复仇。奥尔西尼的行动使拿破仑吓破了胆，这成了给予最后一击（慈悲的一击21）的充足借口。他成功了。国家颁布了法律22，为埃斯皮纳斯23制订黑名单提供了根据。它需要恐吓，让大家明白，警察不会在任何行动面前退缩，它需要摧毁一切关于权利，关于人的尊严的概念，需要用强权来战胜公理，让大家学会尊重暴力，承认暴力的权威。在肃清巴黎的嫌疑分子以后，埃斯皮纳斯命令各省警察局：每省必须发现一件阴谋，查获的参与阴谋的帝国敌人不得少于十人，并把他们逮捕后押送内政部听候处理。内政部有权不经法院审问，将罪犯送往卡宴或朗贝萨，也不必提出报告，承担任何责任。任何人一经流放便完了，既不能申诉，也无权提出抗议，他们未经法律审问，唯一获救的希望只是皇帝的大赦。

“我收到了这命令，”H警察局长对我们的诗人费·丘24说道，“怎么办？我左思右想……非常为难，无计可施，但最后想出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我派人把警官找来，对他说，您能在最短时间内给我弄到十个亡命之徒，或者还没被法院判刑的盗贼之类的人吗？警官说，这再也容易不过。好，那就把名单开给我，我们今夜就行动，逮捕他们，然后作为骚乱者解送内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