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8/25页）

路易·勃朗，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和非常罕见的性格，他善于控制自己，具有无比的克制力，不论在激昂慷慨的公开演说中，还是在友好的谈话中，从来不会由于辩论而忘其所以，脸上总是含着微笑……然而也从来不会向对方屈服。他能言善辩，尽管讲话滔滔不绝，像个法国人，但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像个科西嘉人。

他关心的只是法国，知道的也只是法国，“除它以外”什么也不在他的话下。世界大事，科学发明，地震和洪水，只有在涉及法国时他才给予恰如其分的注意。与他谈话，听了他那些隽永含蓄的发言，那些趣味无穷的故事，你很容易了解法国人的思想方式，尤其因为他谈话时总是温和得体，富有教养，从不锋芒毕露，令人不快，也不会出现讽刺性的沉默——那种盛气凌人、有时显得幼稚可笑的傲慢作风，正是我们与现代法国人交往时感到不能忍受的。

我与路易·勃朗比较熟悉以后，他内心的安详自如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他心里，似乎一切都有条不紊，已经解决，那里什么问题也不会出现，除了在次要的枝节方面。他一切都考虑到了，对他说来一切都很清楚，正如一个知道自己正确无误的人那样，他精神上毫无牵挂。对自己的个别错误，对朋友们的失策，他都善意地予以承认，因此在理论上他没有什么会受到良心的谴责。1848年的共和遭到破坏之后，他对自己心安理得，跟摩西的上帝创造世界之后一样。他的思想灵活只表现在日常事务和细节上，在总体上他是像日本人一样从不变化的。对他接受的原则，他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尽管理性的冷风有时也会吹到它那里，它还是坚定地屹立在它的精神支柱上，但他从未测量过这些支柱的强度，因为他对它们一向深信不疑。这种头脑的宗教性质，这种从未感受过怀疑的痛苦的气质，仿佛在他周围筑起了一道万里长城，任何疑惑，任何新的思想，都无法穿越这道城墙。41

他喜欢谈大道理，也许已经反反复复谈了许多年，从未想到任何人可能提出反驳，他自己也从未对它们产生过疑问，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例如：“人的一生是履行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应该不断为社会牺牲自己……”等等。我有时便跟他开玩笑，打断了他的话，突然问道：

“这是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要知道，人生的全部目的，全部任务，便是为社会造福。”

“如果大家只是牺牲，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享受，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是玩弄词句。”

“野蛮人的概念混乱。”我笑道。

有一次他说道：“对精神的唯物主义观念，我怎么也想不通。精神和物质终究是不同的，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乎无从分开，但它们依然不是同一个东西……”看到这种论证毫无意义，他突然接着道：“您瞧，我现在闭上眼睛，想象我的弟弟，我就能看到他的容貌，听到他的声音，那么这个形象的物质状态在哪里呢？”

起先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但看到他那么一本正经，我便说道：他弟弟的形象这时藏在那个称作头脑的照相机中，离开了这个照相设备，夏尔·勃朗42的肖像便不可能出现……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弟弟的肖像并没有作为物质存在于我的头脑中。”

“您怎么知道？”

“那您怎么知道？”

“我根据推理。”

“哦，附带说一下，这使我想起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

这时他照例会谈到狄德罗或唐森夫人43的故事，它们非常有趣，但与我们的谈话毫无关系。

作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接班人，路易·勃朗是卢梭的崇拜者，对伏尔泰保持着冷淡的态度。在《十年史》中，他按照《圣经》的讲法，把一切社会活动家分为两大阵营：右边是友爱的绵羊，左边是嫉妒和自私的山羊44。连蒙田那样的利己主义者也没有获得宽恕，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在这种分类法中，路易·勃朗是铁面无情的，他把理财家劳45大胆地列为友爱的绵羊，这对于那位勇敢的苏格兰人一定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