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7/25页）

雨果从泽西岛退往格恩济岛，这在他的朋友和他本人看来，似乎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其实这次撤退只能获得相反的意义。事情是这样的：费·皮亚写了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那是在她访问拿破仑法国之后37），在会上朗读了信，又寄往《人》编辑部。在泽西岛出钱发行《人》的是斯文托斯拉夫斯基38，他当时在伦敦。他与费·皮亚来看我，临走时把我叫到一边说，他认识的一位律师告诉他，这封信很可能会使刊物遭到控告，因为泽西岛是殖民地，可是皮亚一定要在《人》上发表。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犹豫不决，想听听我的意见。

“那就不要登吧。”

“我也这么想，不过麻烦的是他会以为我害怕了。”

“既然情况是这样，可能损失几千法郎，怎么能叫人不害怕呢？”

“您说得对，我不能这么办，也不应这么办。”

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尽管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回到泽西后还是把信发表了。

于是传来了消息：内阁准备采取措施。英国人感到生气，因为皮亚对女王的口气不够尊敬。这些传闻的第一个后果便是皮亚不再住在家里，他怕为了发表一篇文章在英国也会遭到抄家，以致半夜被抓走！其实政府根本不想诉诸法律手段，只是示意泽西岛总督或者他们称作省长的官员采取行动，那位总督便利用殖民地当局享有的非法权力，命令斯文托斯拉夫斯基离开泽西岛。斯文托斯拉夫斯基与十位法国人一起提出了抗议，其中包括雨果。于是泽西岛的“拿破仑警长”便命令所有的抗议者离开该岛。这时他们应该置命令于不顾，继续留在岛上，让警察光临，把他们强行拘捕后驱逐出境，这样就可以把这问题向法庭提出控诉。英国人便是向法国人这么建议的。英国的诉讼费大到荒谬的程度，但是《每日新闻》和其他自由派报纸的发行人，答应为此筹集一笔必要的钱，聘请能够胜任的辩护律师。但法国人不喜欢走法律道路，认为它既麻烦又漫长，结果昂起了高傲的头，离开了泽西岛，还带走了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和泰莱基39。

警察向雨果宣读命令是特别庄严的。一位警官来到他的寓所打算宣读命令时，雨果把自己的儿子们叫来，与他一起坐下，又向警官指指椅子，等大家坐定之后（像俄国的家长出门旅行以前一样），他站起来说道：“警官先生，我们现在是在书写历史的一页。请宣读您的文件吧。”警察本来以为会被赶出大门，不料事情如此轻而易举，雨果当即签了字保证离开，因此警察出门时对法国人的彬彬有礼（甚至请他坐在椅上）还啧啧赞赏。雨果走了，其他人也与他一起离开了泽西岛。他们大多只退到了格恩济岛，只有一部分人去了伦敦。在这件事上他们输了，驱逐出境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40

我们已经说过，真正的派别只有两个，那就是形式的共和主义派和强硬的社会主义派——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关于后者还没有谈过，可是在所有的法国流亡者中，他几乎是我最熟悉的人。

不能说路易·勃朗的观点是不确定的，它的各个方面都像用刀凿的一样鲜明。在流亡中，路易·勃朗收集了大量具体材料（在他所关心的方面，即法国第一次革命的研究方面），似乎在潜心进行思考，但实际上他的观点与他写《十年史》和《劳动组织》的时期相比，并未前进一步。沉积和固定在他头脑中的，仍是从年轻时起便激动他的那些思想。

在路易·勃朗矮小的身体中，蕴藏着勇敢无畏、坚强不屈的精神，他非常活跃，个性倔强，带有雕塑一般鲜明的特点，同时又完全是个法国人。犀利的眼睛和敏捷的行动，使他既灵活多变又沉着老练的外表显得优美动人。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最小的体积中包含着最大的容量，如果把他与他的对立面赖德律-洛兰相比，那么后者的庞大体积像一个吹了气的孩子，一个大型的洋娃娃，或者在放大镜下看到的小木偶。他们两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走进格列佛的游记。